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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这“七君子”
被捕入狱后,爱因斯坦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压力。
1938年6月,爱因斯坦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
,在美国两千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
直到临终,爱因斯坦说过这样的话:“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世界必将从重新认识中国开始,而重新认识中国则必先从重新认识中国哲学开始。”
北大的“功臣”
和“功狗”
在一次北大建校的周年纪念会上,曾经主政北大的傅斯年发表演讲,他说,蒋梦麟先生学问比不上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
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
听罢傅斯年上面这番善意的嘲讽,蒋梦麟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
这段对话见于北京大学原校长蒋梦麟的《忆孟真》(傅斯年字孟真)一文。
蒋梦麟(1886—1964)是蔡元培早期的学生,曾留美十年,师从哲学家杜威,获得了教育学博士的学位。
他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
1919年,蔡元培离开北大,蒋梦麟成为北大实际的掌管者,1930年,他正式成为北大校长,直到1945年卸任。
如果把蔡元培为北大制定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
的办学方针当成一座灯塔,蒋梦麟就是驾驶着北大这艘巨轮,按其指定的方向前进的一个船长或者舵手。
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10年半,而实际在校主持事务前后不过5年半。
凡蔡元培不在校时,总是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校务。
除了三次代行校长职务外,蒋梦麟长期以北大总务长的身份,将主要精力用在协助蔡元培进行北大的体制改革,成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得力助手。
蔡元培入主北大,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的办学方针,而将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办学方针贯彻全校并身体力行者,乃是蒋梦麟,其后是胡适、傅斯年。
七次请辞——“不合作”
主义
在任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个时候,在中国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革命使命已经初步完成,蔡元培不再主张任何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及颠覆式的社会革命,转而赞成和平渐进式的改良。
对于这时的国内政治纷争,蔡元培越来越不以党派的身份介入,而是选择以学者的身份发言。
这表现出的是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倾向。
他的政治主张首先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有所区分,而绝非国民党人在北方的代表。
1916年蔡元培从法国返回中国,时值“一战”
期间,这时中国主政的北洋段祺瑞政府欲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
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担心其借口参战而乘机发展个人势力、打击异己,对参战一事坚决反对。
蔡元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党派之见而站在孙中山一方。
他认为,英、美、法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是“强权与扶助”
“道德与不道德”
的战争,中国应站在正义的协约国一方,而不应因党派间的政治斗争而意气用事。
1917年3月3日,他与国民党的反对派如梁启超、张群励等人,以及其他著名学者一道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后援会”
,声援北京政府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断交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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