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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就是新闻教材所说的“体验式采访”
，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
比如在贵州采访墨清，他开车带我回他老家，两天接触后，他突然提出：“我想邀请你跟我去一个地方，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哪有记者拒绝采访的？我立刻答应，问去什么地方？原来是墓地。
我很高兴，这意味着他对我完全信任了。
我们花了一个下午，在往返的车上、在墓地，谈了很多东西，这是我事先没有料想到的。
又一次，在内蒙古，我随凌寒去医院复诊。
看完病，在宾馆吃饭的时候，她指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说：“当年，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看着窗外这个楼。
那时这楼正在盖，还没这么高，我就想，这楼不够高，跳下去也死不了啊……”
这些采访，非身临其境是不可能做到的。
还有一次，在湖北，我的采访对象对我说，晚上忙，要么去工地上一起吃饭一边谈？我求之不得。
到了工地，他没介绍我是记者，也没人管我。
我不多问，只是观察、倾听，所看到的是他的立体的生活，远远超出了我要了解的抑郁症范畴。
采访身临其境，时间和情绪的投入，必然带来感情的回报。
我当记者十几年，回过头看，与采访对象保持联系的很少。
说得刻薄一点，对他们只是索取；而他们看我，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
这次不一样。
半年里几十个采访对象，他们的家门对我敞开了。
他们腾出最好的房间，换上新的床单，给我充分的信任。
也许一开始还有保留，很快就无话不说；讨论的话题，超越了疾病，甚至延伸到个人情绪、家庭关系、职业困惑，等等。
这些都不是白费的。
如前所述，抑郁症从来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
通过采访，我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农村、企业、教育、医疗、乡村社会转型，等等。
我希望，现在和将来，我写出的文章，记录的不仅仅是抑郁症，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三）
以上所说，都是我从采访对象那里获得。
与此同时，我也在用我的能力为采访对象提供帮助，这于我同样是有意义的。
行程中，我发现一个现象：我的采访对象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我寻访的；一类是主动来找我的。
后者几乎都来自偏远的二三线城市、乡镇、农村。
我后来想明白了道理：这和中国各地的发达程度以及精神健康医疗水平相关。
有数据表明，中国精神健康治疗整体水平很低，县一级的精神机构设置较弱，三分之一的县缺乏精神治疗服务，有的县甚至连一个精神科医生都没有。
这些地方的读者和患者，当发现可以联系到我，自然希望获得帮助。
因此，到了他们家，我增加了一个任务：传播精神健康知识；帮他们拿主意，想办法。
比如本书中的凌寒，患病30年，一直不知道自己得是什么病。
直到有一天，她家一位亲戚把我写的《渡过》寄给她。
她和丈夫用一夜时间看完，第二天作出决定：到当地的地区级城市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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