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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合同对这一趋势进行了纠正。
这一次的合同规定,所有工人的工时工资年度改善因子都是2.5%,并且实际增长不得低于6美分。
年度改善因子不断发展的同时,自动条款方面却一直没有什么变动—尽管它也具有使工资随着时间的演进而逐渐趋同的作用。
同样的,这里也没有什么理论能够指出为什么这一条款没有指出在生活费用增长1%的时候公司会将工时工资提高1%。
实际上,这一条款规定,一旦生活费用上升,公司的所有工人都将得到一份数额相同的补贴。
生活费用计划的计算方式如下:首先确定相对于1940年这一基准时间而言,生活费用已经上升69%,而与此同时,通用公司工人的工资只提高了60%。
为了弥补这一9%的差距,我们将工时工资提高了8美分。
但是,对于低工时工资的工人而言,他的工时工资增长明显超过了9%;而对于高工时工资的工人而言,这又低于9%。
在设定未来工资增长方面,这一自动条款也具有类似的平均效果。
我们采用了平均工时工资和当时最新的1948年4月的消费物价指数来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
用平均工时工资1.49美元除以消费物价指数169.3,就能得到消费物价指数每提高1.14,工时工资就将提高一美分的结论,这就是我们用以计算所有工人物价补贴的依据。
但是,再次注意,我们享受最高工时工资的工人实际上是最需要迅速提高工资以适应当前生活费用的人群,而在1948年,一个每小时收入1.20美元的看门人,他的工资就足以应付任何物价变动了。
在考虑通用汽车工资公式中生活费用这一块内容时,需要记住的是,物价补贴完全是和价格指数关联起来的,自动条款的应用倾向于将所有人的工时工资拉向平均水平。
这种方式从长期来看究竟是好是坏,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清楚。
有趣的是,所有其他工会仿照我们的计划所使用的工资计算公式中几乎都一成不变地保留了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曾专门给熟练员工加了几次薪。
这有助于打破这种趋向平均化的局面。
从1950—1962年熟练员工的工时工资总计提高了31美分。
另外,由于集体合同制定过程中工会过于苛求,最初支撑工资公式的基本概念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了。
现在经常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生活费用条款中的最低保障问题。
在我最初给乔丹先生的信中,我曾说到即使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工人们仍然希望工资的降低幅度能够有个限度。
1948年的合同规定,无论生活费用下降到什么程度,最多都只能将最初8美分的生活费用降低到3美分。
1953年、1958年和 1961年,生活费用的底限又有所上升。
关于伸缩条款的逻辑显然不能扩展到通货紧缩时期,因为工人们总是不愿降低工资的。
1953年的谈判中偶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该现象充分体现了公众对通用汽车工资公式的压力,并且使我们难以按照威尔逊先生的最初设想来推行这一工资公式。
原则上是不应该存在1953年的谈判的,因为1950年合同的有效期应该为五年。
但是,到了1952年底,汽车工人联合会开始对该合同中的生活费用条款感到不满。
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工会对朝鲜战争后爆发的通货膨胀感到害怕。
如果生活费用下降了,工会成员将部分甚至是失去他们正在依据自动条款所享受的特殊补贴。
更糟的是,工资稳定委员会已经决定把包括钢铁、电力及其他一些行业的员工的生活费用补贴纳入了基本工资。
换句话说,一旦出现通货紧缩,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们的工资将会降低,而其他行业的工人却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保证在通用汽车工作的工会会员所领取的工资不会落后于相关行业。
因此,我们重新编制了合同,并将生活费用补贴提高到19美分。
这个小插曲充分说明了坚持自己的最初信念是多么困难。
总是有人攻击我们的工资公式是在为通货膨胀推波助澜。
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威尔逊先生的最初出发点,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员工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
但是,这一公式决不是我们劳工合同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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