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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41年间国防计划的推行导致物价急剧上涨，我们和我们的员工开始面临通货膨胀的考验。
1941年4月1日，我给国家工业会议委员会主席维吉尔·乔丹写了一封信以征求他对建立与生活费用指数挂钩的工资计算公式的想法：
你认为我们建立一个工资调整的经济学公式有必要吗？建立这个公式的基础是，我们假定实际工资在未来肯定会增长，就像在过去的 25年一直在增长那样。
而且，我们认识到这种公式的一个事实，即当生活费用增长时，名义工资率就会增长，而且名义工资增长的比率能够弥补生活费用的上涨；但是，在生活费用下降时，名义工资率降低的比率应该低于其增长的比率。
这将保证在数年中实际工资的增长，而且，我也相信，工人们有权利分享这种由于技术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而且产业界也有义务使之成为现实。
乔丹先生对这一非正式建议的反应很悲观。
他在回信中说他怀疑我们能否让工会与我们在这一工资计算公式上保持一致的态度；他认为，工会领袖们通常愿意在工资制定的过程中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
然而，这些信件往来起到了激发我们把工资与生活费用挂钩的兴趣。
1941年，当时通用汽车的总裁查尔斯·威尔逊将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更深入地推进了一步。
他因髋关节骨折而被迫待在医院里，并在那里对工资公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出院的时候，他在工资调整方面得到了两点心得。
其中一点心得就是基于生活费用的工资变化必须与全国消费物价指数相挂钩，否则公司将陷入不停为某些人加薪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境况—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这将完全符合相应的公式，但是却将带来实际的心理问题。
威尔逊先生所提出的第二点就是如何让工人分享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效益提高。
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为每一位工人确定一个固定的年度加薪百分比。
这项建议就是通用汽车工资公式中“年度改善因子”
的起源。
尽管工资公式中的基本因素是由威尔逊先生于1941年提出来的，但是，直到1948年的谈判开始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在集体合同谈判中引入这一公式。
“二战”
期间政府的工资冻结政策使我们很难在工资变动上有所行动。
到了1945年，很明显我们的员工只会对基本工资的大幅增长感兴趣，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让他们赶上战时生活费用的飞升速度。
而且，工会在1945—9146年的长期罢工中一直坚持我们应该按照支付能力的增长状况来确定工人工资的增长速率，并且坚持我们应该有效提高我们的产品价格。
我们认为，在采纳任何工资计划之前，我们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到了1947年，我们再次感到我们员工的主要需求就是大幅增加基本工资。
1948年的劳资谈判开始于3月12日。
起初似乎它也将遵循往年的模式，只不过工会的要求比往年更加极端。
实际上，他们的要求几乎相当于将前几年艰难协商后达成的协议完全推倒重来。
他们的要求包括：将小时工资提高25美分、养老金计划、社会保险计划、每周工作44小时，还有很多其他经济方面的条件。
我们认为这些要求不可理喻，并且担心如果汽车工人联合会坚持这些要求，我们就要遭受一场类似于1945—1946年那样的大罢工。
实际上，从1948年春的情形来看，似乎整个国家所面临的罢工形势是前所未有的严峻。
钢铁和电力行业的谈判大多都陷入了僵局。
5月21日，汽车工人联合会在克莱斯勒制造了一场罢工，与此同时，他们也在通用汽车其他地区的工厂里策划罢工。
但是，对于1948年的谈判而言，还是存在一些有利因素的，这就是我们与汽车工人联合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即我们之间的谈判应在相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以往我们的集体合同谈判通常都会演变成一个政治论坛，工会借此机会向新闻界发表很多激烈的言论，我们被迫公开对此做出回答。
对1948年的谈判过程的适度保密使工会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比以往现实得多。
然而，谈判进展缓慢，到了5月，似乎一场罢工马上就要开始了。
于是我们决定在集体谈判中引入我们的工资计算公式。
5月21日，我们以书面形式向汽车工人联合会提交了这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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