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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要求接管欧宝以作为对他们的赔偿，而且一度显得似乎即将成为事实，这让整个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了。
但是，到了1945年后半年，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反对态度。
也许我应该指出，通用汽车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实际上，当时我们并不认为欧宝是一个赚钱的生意。
在1946年3月1日给赖利先生的信中，我这样写道：
无论正确或是错误，我个人始终认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我们目前的认识，从盈利的观点来看，无论通用汽车担负起怎样的运营责任，都很难达到战前的水平。
在我看来，对于这个您所认为的有限市场，我们似乎并不需要一定闯过去。
恐怕我的悲观结论代表了公司里大多数人对战争及其由之而来的灾难的情绪，而且欧宝里面的很多的未知因素也加剧了我的紧张情绪。
随着这些未知领域的逐渐揭开，这种感觉逐渐发生了变化。
通用汽车和位于美国控制区的同盟国军政府之间的谈判持续了两年。
美国军政府总督卢修斯·克莱将军明确向我们表示他支持我们尽快收回欧宝的资产。
他强调，如果我们不确定下来收回欧宝的时间，那么德国将组织人员对它监管。
1947年11月20日，运营政策委员会向财务政策委员会建议通用汽车应该恢复对亚当·欧宝公司的控制。
这一建议和海外政策组的发现完全一致—他们也建议恢复对欧宝的控制。
1947年12月1日，财务政策委员会考虑了这项提议，并指派了一个研究组来评估当时所能收集到的、和亚当·欧宝公司相关的事实。
这个小组是由当时公司的总裁威尔逊任命的。
公司一位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运营执行官康克尔（Kunkle）担任小组主席，小组成员包括：霍格朗德（Hoglund），来自海外运营部门；弗雷德里克·唐纳（Donner），当时负责财务的副总裁；亨利·霍根，当时公司的法律顾问；埃文斯，公司副总裁，一位拥有着丰富工程设计及生产经验的执行官，而且曾多年从事海外业务。
小组于2月11日离开纽约，3月18日返回。
在此期间，他们仔细检查了欧宝的财务状况，并与柏林、法兰克福以及威斯巴登的军政府代表举行了会晤。
他们还会见了很多德国人，包括欧宝的执行官、重要的供应商、德国政府的当地代表、欧宝工会的官员等。
他们还联系了英国、荷兰、比利时以及瑞士的实业家、银行家、政府官员以及华盛顿的国务院及美军代表。
研究小组的结论最后于1948年3月26日提交给了公司总裁。
这个小组报告的组织形式类似于资产负债表，既列举了支持继续控制欧宝的理由，也列举了反对的理由。
他们自己的建议则是继续控制欧宝。
但是，1948年4月5日财务政策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质疑在当时恢复对欧宝的控制的正当性。
会议纪要如下：
（财务政策）委员会认为，考虑到与这项资产的运作相关的各种不确定性，公司当前并不适宜恢复对欧宝的控制。
海外政策组于1948年4月6日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了4月5日执行委员会的结论。
仔细研究了特别研究小组的报告之后，海外政策组认为，财务政策委员会之所以不支持恢复对欧宝的控制权，主要是因为委员会中不同成员在考虑到当前形势的某些方面时心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海外政策组进一步认为，这些不确定性可以精炼成几个基本的问题。
在讨论中，我强烈地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不确定性中的大部分因素都在一份简明的备忘录中清晰地阐述出来，或许会让财务政策委员会重新考虑恢复对欧宝的控制。
我建议由赖利先生负责起草这份备忘录，并声称如果完成后能够得到财务政策委员会的认可，我愿意再提交一份更深入的报告并请求财务政策委员会重新考虑整件事。
威尔逊先生在1948年4月9日给我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自从财务政策委员会采取了那样的行动之后，他就一直惦记着欧宝的情况了。
他在信中这样说道：
礼拜一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除了唐纳先生赞成并支持特派组—他也是其中一员—的一致建议外，（财务政策）委员会中只有我一个人愿意继续在德国的运营。
但是，对于我来说，很明显，我不能让事情一直停留在现在这种状态，财务政策委员会必须再次考虑这个问题。
直到意大利大选以及沃尔特·卡彭特和阿尔伯特·布拉德利加入讨论并愿意承担最终决策所赋予的责任制前，我不相信他们会开始重新考虑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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