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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那个疯狂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时代，哪里有陈伯吹辩解的地方呢？当时陈伯吹的同事，也是同时受到批判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少年文艺”
编辑部主任任大霖后来有一段回忆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人们对“大批判”
的惶惑：
在那“一浪高一浪”
的批判声中，很多批判者是儿童文学界的年轻人或虽非年轻人却并不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群众”
，他们革命热情有余而对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基本规律认识不足，因此他们所写的文章，张贴的大字报，会上的发言，以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存在着简单化粗暴化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并不使我感到惶惑。
使我惶惑的是，那些平素思想学术水平很高，非常受我尊敬的领导干部和文学界（包括儿童文学界）的前辈们，竟也在那里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发表着类似的批判文章和意见，而被批判者却完全得不到辩解、抗争的机会……
“童心”
也不许讲了，那是“超阶级”
的，是“人性论”
的具体表现，而“人性论”
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一条罪名。
“用儿童的眼睛去看，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
也不许讲了，应当“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感受”
。
“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
也不许讲了，也是属于“儿童本位论”
的表现。
有人提出了“儿童文学主要写工农兵”
的主张，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主要写成人”
。
那么，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
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总之，经过这一系列的大批判，蓬勃的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受到极大的伤害，严重地衰落了。
概念化、成人化、浮夸风的读物充斥于儿童读物领域，《少年文艺》变成了一本通俗的政治读本，根本失去了文学性与儿童特色。
我这位年轻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带着惶惑的心情，离开工作岗位，奉命下乡去劳动锻炼了。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不仅全国唯一的一份儿童文学理论刊物《儿童文学研究》于1963年4月出版了公开发行以来的第8辑后就停刊了，而且到了1966年，全国仅有的两家专业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都停止了出书，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入了它有史以来的最低谷。
三、关于“童心论”
的大讨论
20世纪60年代关于“童心论”
的批判，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把文艺问题无限上纲到政治思想斗争，对陈伯吹进行政治陷害与打击的错误行为，但在当时也还有不同的声音，如1961年6月，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写道：
茅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敢于对“童心论”
批判提出直言不讳的反批评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需要有科学的艺术批评、态度，还要有批评的胆识。
这在当时也是对陈伯吹的支持。
18年后的1979年初春，茅盾在与参加儿童文学讲习会的青年作者的谈话中，又重提“童心论”
问题，指出：
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也要来个百家争鸣。
过去对于“童心论”
的批评也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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