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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就是要尊重中国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有意回避杜威“儿童中心说”
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关系。
尽管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倡导和稍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都以“儿童本位”
为理论武器和立论基石；尽管当时的“幼者本位”
与“儿童本位”
也是相互通用，相互替代，但作为两个不同的思想概念，传布有先后，接受有浅深，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还其固有不同的思想内涵、学术价值和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学上的意义。
如果把中国“儿童的被发现”
放到人类文明进程这样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会更坚信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遵循了一条从“人的发现”
到“儿童的发现”
、从“人的文学”
到“儿童的文学”
的历史必然。
2009年，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新中国儿童文学六十周年之际，我特意以“从‘人的文学’到‘儿童的文学’”
为题，认真写道：
中国儿童文学比西方整整晚一个世纪，根本原因是中国到了19世纪才开始“发现儿童”
。
在欧洲，15世纪“发现了人”
，结出了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两大硕果；18世纪“发现了妇女与儿童”
，造成了“女子研究”
和“儿童学”
两门学科。
在中国，直到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人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和儿童的解放三大历史进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把儿童问题与社会问题、国家前途、民族未来联系起来，给儿童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开始关注儿童身心两方面的需求，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人的文学”
和“儿童文学”
一脉相承地成为五四时期汹涌澎湃的文学主潮。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中国儿童文学从她自觉的那一刻起就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我在这篇文章里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能够在五四时期完成自觉的历程，与六位先驱者的贡献息息相关，他们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宣传阵地、传播文明火种、创办《新青年》（1915年）杂志的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被称为“民族魂”
的鲁迅，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中国“儿童学”
第一人的周作人，以及送来“儿童中心说”
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其童话被作为中国儿童文学典范作品的安徒生。
其中，对中国儿童文学直接启蒙、贡献最大的，无疑是鲁迅、周作人兄弟。
从鲁迅的《人之历史》（1907）、《儿童观念界之研究》（1913年）、《狂人日记》（1918年）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从周作人的《儿童研究导言》（1913）、《儿童问题之初解》（1914年）、《人的文学》（1918年）、《祖先崇拜》（1919年）到《儿童的文学》（1920年），可以清晰看出，鲁迅、周作人在20世纪之初就开始了对“儿童问题”
的思考，都是从“儿童与国家之关系”
入手，在人类进化论视野里发现了儿童作为“未来之国民”
的存在；继而从“人之发展”
视角关注到儿童由“人类童年”
到“人的童年”
的双重属性，将儿童从“小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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