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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美国学者杜威的“儿童中心说”
联系在一起，但我越来越怀疑这一结论的科学性，时常质疑杜威的“儿童中心说”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意义究竟有多大，甚至以为有没有杜威来华讲学不是很重要，发现儿童、发现儿童文学已经走上了中国“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
的文明进程，杜威的“儿童中心说”
来到中国，应该是顺应中国变革之时势，满足中国文化启蒙之需要，给力中国儿童文学之发现，送来一种武器，让批判更有力；添了一把烈火，让破坏更彻底；立了一个标杆，让建设更明确。
诚然，“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
（茅盾语），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但中国“儿童的被发现”
情形更为复杂，在杜威实用主义的“儿童中心说”
之前，至少还有鲁迅接受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幼者本位”
思想，周作人接受美国教育家霍尔儿童学学说的“儿童本位”
思想，各种学说竞合交融，从而催生了一个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特色的新文学——儿童文学。
如果说鲁迅、周作人关于儿童问题的思考更多注重于形而上的思想启蒙的世界观意义，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说”
更多具有形而下的操作层面的方法论意义，他们在“收纳新潮，脱离旧套”
（鲁迅语）的五四思想大解放时代汇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理论武器，让中国儿童文学从发生的一刻起，就与世界先进的儿童文学理念接轨，有较高的理论起点和发展的世界眼光。
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2004年写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开篇，有意按照自己的臆测，对“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发生”
作了如下大胆描述：
在中国灿烂的文学星河里，儿童文学作为一颗璀璨的新星，萌芽于晚清的“儿童文学活动”
，自觉于20世纪初叶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
，而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古代“自发的自然状态”
走向现代“自觉的文学时代”
所不可或缺的转型期。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
，像严复、黄遵宪、梁启超、周树人、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等，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中国文化启蒙的利器，在进化论的视野里发现了代表民族未来与人类希望的“幼小者”
——儿童，接受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鲁迅语）的“幼者本位”
思想，反叛的矛头直指千古不变的中国传统的旧道德——“父为子纲”
的“长者本位”
思想，从儿童观上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作了特别重要的思想准备。
这一“幼者本位”
的进化论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
精神相整合，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
这里说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表明我将中国儿童文学的起始点往五四时期前移了十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后。
在这篇文章里，我有意不提杜威“儿童中心说”
，而特意强调鲁迅的“幼者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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