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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不提到他的那篇以“我控诉——”
开头的声讨邪恶和不公正的文章。
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具有他这种和罪恶进行斗争的勇气，都敢于站出来向欺凌无辜的强势说一声“不”
，都会对无援的弱者伸出支持的手。
凡攸关这善与恶、是与非的抉择中，我们看到了太多作家所表现出的对强者的谄媚，对权势的巴结，以及莫名其妙的随声附和。
在十九世纪的这个年代里，左拉站出来为军官德莱福斯申辩，而遭受迫害，最后不得不流亡英国，这件事本身要比他写的任何一部作品，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1894年，发生了法国军方陷害军官德莱福斯的冤案。
这位犹太商人的儿子，进入军界后，很快升至上尉，然后调到国防部工作。
不久，他就被指控向德驻法使馆武官出卖军事情报。
年底，被判处在法属圭亚那群岛的魔岛上终身监禁。
这次裁决，实际是站不住脚的：第一，证据不足；第二，审判受到当时法国反犹主义的影响。
于是，整个法兰西对此案产生极大的分歧，在一部分反犹主义，反共和体制者叫好的同时，绝大部分的政界人士、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都认为这是一件冤案，发出了抗议的呼声。
凡官司，审判者被情绪支配，被关节打通，被实力左右，被利益诱使，那就必然是对司法公正的嘲弄，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更令法国朝野上下不解的是，隔了两年以后，另一法国军官埃斯特哈齐的罪行被公布，分明是犯了里通外国罪，结果却被这个法庭宣布无罪。
这种明目张胆的枉法行为，很明显，由于德莱福斯是犹太血统，从充满偏见的法庭到大肆宣传的排犹舆论，都相信他是有罪的，而埃斯特哈齐是非犹太血统，便从轻发落。
恰巧这时，爆出内幕，一位在法庭上指证德莱福斯有罪的情报部上校亨利，向报界透露为了维护法国陆军的面子，曾经在德莱福斯一案的审判中，提供过伪造文件。
于是，群情哗然，更多的要求伸张正义的人士，纷纷站出来为德莱福斯辩护，认为必须释放这位受诬陷的军官。
左拉那时正在国外旅行，很晚才得悉这一冤案的始末材料。
他的正直，他的良知，他对于邪恶挟重势以胁迫善良的愤怒，他对于无理搅理的莫须有式审判的憎恨，回来后便投人了这场为德莱福斯伸冤的斗争。
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文章，最为震惊法国和全世界的，便是在《震旦报》上刊载他慷慨陈词、痛斥当局的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也就是《我控诉》这篇声讨文字。
这也是文学史上，一位作家发出的最强音之一。
如果说，一个作家，无力抗恶，迫于情势，保持缄默，尚可谅解的话，反过来，若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落井下石，出卖灵魂，就是十足的堕落文人了。
因此，读明末清初钱谦益的诗，叹其精妙高雅之工，慨慷意气之韵，无论如何也忘不掉他和王铎为南明小王朝所拟的《降清文》。
“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这一派自己当汉奸，还动员别人也当汉奸的语言，这一张已经够丑恶、够恶心的投降派嘴脸，还用脂粉厚厚地涂抹起来，是怎么也淡化不起来的。
这些年来，知堂老人忽然红遍大江南北，为冲淡派散文家奉为大宗师。
然而，写得飘逸的文字，能遮住他当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那副汉奸的丑陋形象吗？我表示怀疑。
还有前些日子病逝美国的张爱玲，她的确写过一些很精美的小说，她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有其独到的见解。
不过，要是读过她在香港为某国新闻处炮制的反共小说《秧歌》之类作品，就让人对她的行径不以为然，很难用瑕不掩瑜这样的词藻来为她开脱了。
作为作家，不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免得玷污了自己的一生名节。
同样，对于邪恶，对于霸气，对于不公正，对于仗势欺人，对于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对于成群结伙的围攻，对于碰不得摸不得的屁股，对于老爷子、小爷子的妄自尊崇，也应该具有一点正义感，至少不应该苟同，不应阿谀，更不应趋炎附势地巴结讨好。
所以，像左拉在德莱福斯冤案中，面对压力，哪怕对簿公堂，也要敢于仗义执言，这才是作家胆识和勇气的表现。
因此，左拉固然是用他的笔在写不朽之作，难道他也不是用他的人格、思想、行动、道义在写一部比文学更有力的传世之作吗？法国作家法朗士在左拉墓前的悼词中，称赞他在“德莱福斯事件”
的表现，是“人类良心的一个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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