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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之容易被蛊惑，被煽动，和中国人之喜欢看热闹，喜欢一窝蜂’喜欢大呼窿，喜欢起哄架秧子有关。
清末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一夜之间，京城津门，神坛遍地，磕头烧香，扶清灭洋。
那些信徒坚信大师兄所言，念了咒就可以刀枪不人，哪怕后来在武清县，在垡头镇的交火中，证明了敌不过洋枪洋炮，一排一排地被洋鬼子击毙，倒地不起，还不承认符咒不灵，声言系死者不够心诚所致。
所以，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则统计数字，说中国每天有六千万人在如火如荼地大练气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这其实是缩小的说法，包括我认识的几位神神道道的作家，几位走火入魔的编辑，说现在神州大地上流行着当代义和团癔病综合症，不算过分。
于是，我想，拉美文学，乃至死去的杜拉和活着的昆德拉的崇拜者，有的是“托”
，有的是病，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只不过矮子看戏，人云亦云，众人说东，不敢说西的从众心理的惯势罢了。
所以，此“拉”
在市场上敌不过彼“拉”
，是因为没有鼓吹的气功师、点传师罢了，但并不等于其文学价值也打了折扣。
前些日子，有一家文学刊物，搞了一个“新体验”
专号，为已没有什么故事的文坛，掀起几丝涟漪，增加些许热闹。
有人去当小贩，有人到太平间，大家觉得很新鲜，其实并不新鲜，不过老戏新唱，旧调重弹。
溯本推源，这种新体验小说的老祖宗，就是左拉。
他在上世纪末的巴黎文学圈子里，就推行他的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和实践。
当时，赞同他这种文学实验的，还有写《羊脂球》的莫泊桑，写《最后一课》的都德，他们共同结集出版的《荷塘夜话》，便是他们最初创作实践的结果，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了。
据说，左拉为了写他《卢贡一马卡尔家族》第九部的《娜娜》，也是这部系列作品中最出色的一部，曾经专门去拜访过巴黎的名交际花，到三等妓院去深人过，甚至在一个老鸨家里作客长谈，还待在后台的女演员化妆室里观察她们的生活，在那里过了好几个夜晚，尽量熟悉舞台的每一个角落。
这家刊物标明“新体验”
以区别于前人和他人，而不说天下唯一，世上无双，这就是聪明之处了。
稍有常识的人应该看透，文学和历史一样，所有的花样和把戏，招数和功夫，名堂和噱头，方法和点子，几乎都被前人玩过。
后来人的全部努力，包括作家在那里苦思冥索，搜肠刮肚，顶多也不过是在前人玩过的基础上，稍稍加以变化，赋予你自己的和你那个时代的特色罢了。
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左拉的伟大，不仅仅是位出色的作家，而且还是一个吃过官司、坚强不屈的斗士。
旧时的老百姓多畏官，不大愿意闹到衙门里去。
对于诉讼，有一种天然的拒绝情绪。
所以，把爱打官司的人，会打官司的人，叫作讼棍。
至于刀笔吏，至于绍兴师爷等等，也都是善于挟嫌诬告、栽赃陷害、心肠歹毒、置人死地的告状的行家里手。
人们往往深恶而痛绝之。
外国人则不然，他们既善于用法律手段去收拾别人，也善于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
不过，在上世纪末，左拉却因他的正义，而被控犯了诽镑罪。
一旦法律成了权力的私有品，这位大师就只有引颈受戮的份了。
凡有关这位作家的传记，无一不提到“德莱福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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