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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对左拉的褒誉，也是对于绝大多数有良知的作家，一种人格上的期待。
结果，可想而知，真理未必敌得过黑暗，正直哪是阴谋的对手，左拉此举，遭受到反动势力的仇视和迫害，1898年7月他被无理押上刑庭，以诽镑罪判一年徒刑，并科以三千法郎的罚款。
就在对善良正义绳之以法的当天，他偷渡海峡，仓皇逃到英国伦敦，过起流亡生涯。
事实证明，所有不公正的判决，虽然取得一时性的胜利，但时间才是最无情的终审法庭。
最后，原告重新被绑在耻辱柱上，而被告被洗雪而沉冤大白。
类似的冤案，我们不但见之于倡“日心说”
的哥白尼，和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布鲁诺这两位在中世纪的冤案，经过数百年后，终于被教廷予以平反的事实，而且从我们许多同时代人的经历中，更可找到简直不计其数的例证。
在《汉语大词典》中，忽然出现一个“冤假错案”
的词汇，就是因为这种现象过于频密出现，才在使用中产生的。
德莱福斯案件到了1899年，由雷恩军事法庭复审，虽然再次确定有罪，给自己留一分脸面，但也不得不给德莱福斯改为十年监禁。
这实际上是迫于无穷无尽的抗议，作出的些微让步。
1904年，这是左拉死后的第二年，又获重审，一直审到1906年，最高法院终于将此冤案彻底平反，为德莱福斯昭雪，并授予荣誉军团勋章，晋升少校。
虽然这一切，左拉看不到了，但历史为这位伟大作家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最终胜利，属于不屈不挠坚信真理必胜的人，这是毫无疑义的。
从左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坚韧表现，也可知他在文学上的奋斗精神。
I860年，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时，曾给他的朋友写信，提到他的文学抱负：“关于前途问题，我一无所知，如果我决定走文学家的道路，我愿意按照我的格言去做：要么得到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
我不想踏着前人的足迹前进，这倒不是我有野心当一个学派的领袖……可是我想找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从我们时代的平庸作家群中脱颖而出。”
从这段称得上是他的文学宣言里，我们看到：他不想走别人走过的路，而要创造他自己的风格。
他在创作生涯中，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决不甘于平庸，这实在值得那些小有起色，略有斩获，便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的作家，感到惭愧的。
尤其他不想领袖群伦的品格，更是难能可贵。
因为事实证明，凡手中稍稍有点本钱的作家，无不具有当“大哥大”
的欲望，而一旦想夺得文学以外的声名，他的创作前景也就必然暗淡了。
而左拉却是以他二十五年中每一天辛勤地写作，来实践他的文学抱负。
在他生前，甚至连法兰西科学院也拒绝吸收他为院士，但他根本不计较这些身外之名。
据说，在他巴黎的寓所里，在壁炉上刻了一行字：“一天至少一行”
。
正是这种精神，他才成为文学史上自然主义奠基人和主将。
若是他忙于应酬交际，忙于声色犬马，忙于结党营私，忙于打打杀杀，忙于当个什么职务，忙于弄个什么头衔，忙于走个什么门路，忙于捞个什么肥缺，就很难做到像法国作家巴比塞所说的：“左拉写作的速度，大约每年一本书，在每本新书中，他都要深入探索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的奥秘。”
十九世纪的这个年份里，左拉作为刑徒逃亡了，那时他是败者，但一百年后，他却是彪炳史册的胜者。
作家的全部才能，固然应该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但作家的人格力量，却是要在“人类良心的一个关头”
上，作出正确的毫不玷污自己的选择。
重温左拉的这段历史，多少能体会一点如何为人、如何为文的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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