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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反腐败工作力度在不断加大，一批又一批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另一方面，腐败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仍然存在大量的腐败犯罪的黑数，而且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腐败犯罪还在不断加剧和蔓延，腐败犯罪的死亡率似乎要低于其出生率，存在“打不胜打”
的现象。
这不得不让我们理性地思考问题的关键，反思我们现有的反腐败政策措施的利弊得失。
五、若干反思
一是反腐败的立法理念落后。
表现为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财产犯罪和数额犯，在立法上对其犯罪数额予以明确规定；设置过高的犯罪门槛，导致人们对于贪污贿赂行为性质的严重误解；将其犯罪对象严格地限定为财物而排斥其他载体；在行为方式上强调“权钱交易”
的特征，重视惩处腐败犯罪的既遂而忽视“提议、允诺也应治罪”
的国际通例；在构成要件上强调“为他人谋取利益”
或“谋取不正当利益”
；对行贿与受贿、公职贿赂与商业贿赂、国内贿赂与国际贿赂在立法上实施差别待遇。
由于反腐败的立法思路不清，导致反腐败的法网不够严密。
二是司法实践中的打击不力。
由于反腐败的法网不严，因此实践中“选择性司法”
现象日趋严重。
尽管现有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查处的腐败犯罪数量在不断增长，但深入研究后会发现，现在的反腐败工作困难多多、阻力重重，一些地方不仅查处腐败犯罪的案件数量在下降，甚至出现了“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的局面，即被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多而公职腐败案件少；被查处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如教学科研机构）犯罪多而公务员犯罪少；被查处的国家工作人员多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少；被查处的公务员本人少而身边人或“关系密切的人”
多；而在被查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二线或闲杂的机关人员多而一线的强力机关（如党务部门、公检法机关、财政税收等）人员少，低层级的官员多而高层级的官员少。
此外，在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以后，对于职务犯罪的打击同样不力，其中主要的表现是缓刑适用广泛、自首认定率较高、减轻处罚情节适用标准不统一等。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09年6月至2010年1月，最高检组织开展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已被判决总数的2.68%。
[5]而媒体常常披露的腐败官员在服刑期间的种种离奇“待遇”
，进一步反映了打击腐败犯罪的司法实况。
三是制度设置上的不合理。
1997年中国刑法、刑事诉讼法都进行了修改，将对与国家工作人员、国有单位有关的贿赂犯罪规定在第8章“贪污贿赂罪”
中，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规定在第3章“破坏社会主要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3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中，前者由检察机关管辖，后者交由公安机关侦查。
这样的制度安排值得商榷。
对不同主体的贿赂犯罪认为其社会危害性大小不同而予以不同的处罚，这样的观念本身就存在着问题，而且将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由公安机关管辖，给国民一种此种犯罪不是贪污腐败的概念，而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
实践证明，中国对商业贿赂打击不力，对于公职腐败犯罪的打击也并不有力。
《刑法》第163条和第164条中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行为归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第8章职务犯罪则是归检察院（反贪局或反渎局）来立案调查的。
这种检警分家的做法客观上加剧了对贿赂犯罪的打击不力。
事实上，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是息息相关的，在司法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警检分开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因此建议将贿赂犯罪（不论公职领域或商业领域）统一交由同一机关来进行调查。
另外，从刑罚来看，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的刑罚是比较轻的，而职务犯罪是比较重的。
域外的经验表明，不可能有一个腐败的社会，却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也不可能有一个腐败的政府，却有一个廉洁的社会。
社会与政府二者是互相关联的，二者的刑罚也应该是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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