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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伊拉斯谟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书也很受欢迎，成为皇帝和君主的必读书目，1516年问世后当年就4次印刷，1518年、1519年、1523年和1525年又各印行一次。
1641年最后一次印行拉丁文版本，但其他语言译本继续印行。
1517年伊拉斯谟出版了《和平的诉怨》（Querelapacis，英文为TheplaintofPeace），表达了他对现实中纷争的不满和对和平的渴望。
当时的欧洲纷争不断，土耳其继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又试图侵入欧洲东南部，法国和西班牙正在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德意志境内诸侯林立，争战频频，教廷也四处挑起事端以从中渔利，对此伊拉斯谟颇感绝望，《和平的诉怨》是对其绝望心态的记录。
不过伊拉斯谟并未绝望到底，他认为现实纷争起源于人的精神的不一致，如果人人都有基督的仁爱精神，如果君主有仁慈和平的品德，将会太平无事。
而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人在精神上团结一致。
1518年伊拉斯谟的《对话集》（Familiariumulae）问世，该书是为促进拉丁语对话教学而编的，用对话体写就，用的都是简洁规范的拉丁文，伊拉斯谟希望通过实际的对话训练来提高拉丁文教学水平。
这本书在教育界大受欢迎，出版后在18个月的时间内在巴黎、安特卫普、莱比锡、维也纳等地重印7次。
1522年修改后出了修订版，从1522年到1533年总共印行100余次，对欧洲学校的拉丁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不光彩的晚年”
1522年伊拉斯谟移居巴塞尔，除去在弗莱堡待过一段时间外，到1536年去世他一直待在巴塞尔，此间又有许多著述问世。
从1517年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起，欧洲基督教会内部就开始发生分裂。
伊拉斯谟对天主教会有过激烈的批判，也主张改革教会，但他所主张的改革与路德截然不同，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反对以教会分裂为代价的改革。
路德的揭竿而起首先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伊拉斯谟也被卷入其中，尽管他不愿被卷入。
伊拉斯谟与路德也发生了直接的论战。
宗教改革前，路德对伊拉斯谟充满敬佩之情，1516年伊拉斯谟的希腊文版《新约》问世后，路德便将之作为自己的工具书，他认为伊拉斯谟用人文主义的方法研究《圣经》很有价值。
路德还给伊拉斯谟写过一封信，表示对他的钦敬。
他称伊拉斯谟为“我们的喜乐和我们的希望。
有谁不就教于他呢”
[9]？路德和伊拉斯谟两人有很多共同点，都指责当时的教会，都与教皇有争执，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新教思想也有颇多相通之处，都主张改革教会。
但是怎样改革教会？分歧出在此处，宗教改革运动所隐藏和分裂的战争的威胁，令伊拉斯谟吃惊，使他走向路德的反面，但他对教会的批判又使他不能完全站在罗马教廷的立场上。
因此他只好小心谨慎地保持中立的立场。
他在给西班牙普伊主教马利安努斯的一封长信中说，他并不喜欢路德的著作，他一开始就担心它们会激起**，但又说他不敢与别人一起去反对改革，“因为他担心他可能会触犯上帝”
[10]。
但他尚未公开表明不支持路德。
在君主们、红衣主教们和教皇的催迫下，他不得不表明态度，并同意说明在哪一点上与路德不同，于是于1524年他出版了《论意志自由》（Deliberoarbitrio，英文为OheWill），对路德的一些观点进行批评。
这种批评又引发了路德的反批评，于是你来我往不断升级。
伊拉斯谟不愿介入争端，他所做的论争往往只是学理性的，他想竭力躲开这场运动，并为此而表示他永远依靠罗马教廷。
然而教廷并不买他的账，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实际上对宗教改革运动起了催生作用，在他死后，教皇保罗四世把他列在名声极坏的异端分子之中，并将“他的注释、注解、附注、对话、书信、译本”
和其他著述，一律归在第一批“禁书目录”
之中。
作为一位文化领袖，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势力的双方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然而伊拉斯谟未能充分满足教廷的要求，也拒绝了改革者的要求。
当时的改革者向伊拉斯谟提出了真诚的希望，希望他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教廷：“哦！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您现在在哪里？……请看看世间权力的无道暴政，即那黑暗势力，会做出些什么来。
听着，您这位基督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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