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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盲目地信仰，力求将基督教建立在个人认识的基础上，他说：“这是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首要的是，要了解你自己，不要感情冲动，要运用理性判断一切。”
他认为不应太重视弥撒、祈祷等活动，因为如果没有灵魂的虔诚，这一切活动都毫无意义。
1505年第二次访问英国后，在莫尔、科利特等人的影响下，伊拉斯谟更加看重教育对于宗教建设的意义。
在研究《圣经》的过程中，他深感有必要精通希腊语，于是他于1506年赴意大利进一步学习希腊语。
在意大利，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于希腊语学习和古典文化的研究。
1509年6月伊拉斯谟应蒙乔伊勋爵的邀请从意大利回到英国。
此时的伊拉斯谟已成为欧洲人文主义者中的领袖人物了。
二、巅峰时期
此次在英国伊拉斯谟待的时间比较长，共待了5年。
1509年他的讽刺作品《愚人颂》（MoriasEnkomion，英文为PraiseofFolly）问世，他将该书题献给莫尔。
该书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以前的人文主义者所写的批判性著作远没有《愚人颂》尖锐和深刻，伊拉斯谟善于观察且笔锋犀利，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栩栩如生，批判入骨三分。
该书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天主教会，“这本书是到那个时代为止对中世纪教会发出的最严厉的抨击”
[5]。
几年以后，德国出版的《鄙人书翰》也是一部讽刺作品，但其成就和影响远不能与《愚人颂》相比，“这本《鄙人书翰》若与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相比，就显得德国普通的人文主义者较之低地国家学者大为逊色”
[6]。
《愚人颂》影响遍及全欧，在出版后的一个世纪内重印近600个版次。
在《愚人颂》中，伊拉斯谟对传统的经院式教育也予以了尖锐的批判。
实际上，伊拉斯谟总是把宗教问题和教育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在他看来，二者是一个问题，不可分离，宗教虔敬是教育要实现的目标，消除社会上的不道德和非虔敬现象要靠教育。
教育变革与宗教变革是一致的。
1511年8月应剑桥大学校长费希尔（JohnFisher）之邀，伊拉斯谟到剑桥大学主持希腊语讲座，并讲授一些神学课，同时研究希腊文本的《新约》。
他对剑桥大学的人文主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511年他的《论教学的正确方法》（Deratioudii，英文为htMethodofInstru）于巴黎出版，这是他的第一篇系统论述教育问题的论文。
他的第二本学校用教科书《词语的丰富》（Decopiaverborum，英文为APlenitudeofExpressions）次年于巴塞尔出版，他将这本书题献给科利特，感谢科利特对他的资助。
《词语的丰富》是一本为学生写的语法书，引用了大量的经典作家用过的句子作为例句，主要讨论了在写作和演说中如何遣词造句。
这本书出版后很受欢迎，第一版后的50年内重印达30余版次。
在英国剑桥期间，他还帮助科利特重建了圣保罗学校。
从1505年起科利特担任了圣保罗学校的校长，在伊拉斯谟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下，开始在该校进行人文主义性质的改造。
伊拉斯谟帮科利特挑选教师，为学生编写教材（《词语的丰富》就是为作文教学而写的），为教师提供教法指导（这是其写作《论教学的正确方法》的重要动机）。
1512年他写道：“我完全是一个英国人了。”
他和英国人文主义者的友谊的确是非常深厚的，他从他们那儿也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衣食无忧，照理该在英国长待下去。
然而像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喜欢长期定居于一地。
1514年他离开英国，先到了佛兰德（Flanders），1515年又到了巴塞尔，目的是安排他的《新约》译本的出版事宜。
1516年他终于完成了他企望已久的希腊文《新约》版本，并附有新的拉丁译文，从而使拉丁旧译文的错误首次在印刷版本中得到了纠正。
他还写了一篇《告读者》的导言，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新版本的《新约》“犹如一声号角，召唤所有的人献身于这最神圣的、赋予人以生机活力的基督教哲学研究”
，他还希望《圣经》能很快被“翻译成所有文字”
，并为所有人所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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