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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传承、梳理和储存知识—文化也是现代大学不可卸脱的职能和职责。
在某种意义上说，由于现代社会里知识专业化分工日益精细，大学所担负的这种传承、梳理和储存已有传统文化，特别是那些关乎民族文化经典和民族历史记忆的传统文化的特殊职能，非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愈加沉重和显要了。
试想，在整个现代社会已经彻底商业化了的情况下，如果连大学都不再担负这些传统文化的维护、传导、梳理和储存的职能，那么，还有谁能够接替这些文化职能？谁能指望仅仅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编码化”
来保证这些“不可编码化的”
文化知识的连贯传承和传播？只会敲键盘而不会书写，只懂网络而不懂诗词歌赋，只能格式化而无法体通情意，这样的教育结果谁能预料？人类将会因此丧失多少必备而珍贵的人文灵智？当代人文学大师范曾先生曾经多次表达了他对诸如电脑一类的当代科技之于人类人文灵智的消解和遮蔽之危险的忧思。
曾师慨言：“电脑下载的‘知识’，缺乏经过人类大脑熔铸的智慧，哪怕是古人的经典，也宛似从冰箱里拿出的硬邦邦的食物，清新的芳香是谈不上了，而因温度改变了食物的原子结构，说不定成了毒饵。
经典的书帙在书屋中带有古墨的芳香，即使零落为泥化为尘却芳香如故，令人产生敬意和爱怜。”
（范曾：《灵智之果》，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也许，发生在当今大学校园里的实际情形比范曾先生所感受的更为严峻：相当多的学生不会书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老师已经不会书写或者至少不愿意学习书写；教授诗学者自己不会歌吟，当然不会引领自己的学生去吟诗作赋；教授美学艺术者自己不谙艺术鉴赏，自然只能是纸上谈兵……凡此种种，不忍足征。
人文学历来被视为大学之宏门正学，所以“文理学院”
（CollegeofLiberalArtsandSces）至今还是各名牌大学和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的教学主体，可不仅是许多老师和学生不再在乎于此，而且连萨缪尔森这样的前哈佛校长也在不知不觉间忘记了这一大学根本，招致非议。
不知这是否可以被看作现代大学发展中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教训。
三、大学的精神品格
大学的发展当然不可脱离社会。
既然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意味着作为传承文化、传播并创新知识之所在的大学，所负有的知识身份和文化教育职能更加显赫，更为重要。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的知识文化身份和品格的根本改变。
相反，在“可编码化的知识”
急剧膨胀、“意会型知识”
不断受到挤压并因此快速萎缩的情况下，大学所应承担的传承文化的职能不减反增，变得越发沉重和庄严了。
更重要的是，人类的知识不只是关乎外部世界和技术行为的，还有关乎人自身及其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社会的。
“意会”
涵摄日常伦理道德、艺术审美、心性信仰和情感想象等诸多方面，因此，所谓“意会型知识”
其实比任何一种知识都来得广泛、切近、寻常而又真切。
所以，我们把所谓人文学定义为人类认知和把握自身目的、体察社会和历史文化意义的最切近人生的学问。
比如，人之生死，命之祸福，心之躁宁，情之忧乐，感之美丑，文之雅俗，史之曲直……更不用说人之想象、人生之诗意、人类精神之超越了。
可见，人类可知、应知和求知的东西有多么丰富！
人类知识的丰富多样使得知识之分类成为必要。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先贤、被马克思誉为“百科全书式学者”
的亚里士多德首创学科分类，将人类知识系统划分为物理学（自然科学）、植物学、动物学、诗学、逻辑学、修辞学和形（而）上学等，从此奠立了人类知识之学科分类的基本范式。
耐人寻味的是，睿智的亚里士多德竟然发现，在人类众多知识对象中，有一种难以归类的知识对象，一种既不可否证却又不可简单感知的特殊的知识对象：当人们说出“人”
“马”
“山”
时，我们发现，“人”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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