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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文明进程中尤其如此，这一点确乎是无可争议的。
问题是，即便科学技术知识的现代重要性凸显到无与伦比的地步，也不能替代大学知识身份的全部内涵，因为“知识”
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广博的概念范畴，某类知识的凸显和重要，仅仅意味着其知识价值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知识所具有的特殊时代的优先性或紧迫性，而非对其他知识类型的替代或者“遮蔽”
。
按照美国信息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
或“信息知识社会”
，所有的知识信息都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所谓“可编码化的知识”
（codifiedknowledge）；另一类是所谓“意会型知识”
（taowledge）。
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普特南先生也有所谓“科学的知识”
（stifiowledge）与“非科学的知识”
（ifiowledge）之分，说法不同，异曲同工。
如果从知识的基本功能来划分，人类的知识又可以划分为四种：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what）、关于原理和规律的知识（know-why）、关于技能的知识（know-how），以及关于知识源头或知识主体的知识（know-who）。
该研究报告还认为，随着知识信息化趋势的加剧，人类全部知识的98％将成为“可编码化的知识”
，而“意会型知识”
将被压缩到2%左右（参见美国信息研究所编：《知识经济：二十一世纪的信息本质》，王亦楠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姑且不论这一百分比分割是否准确，其作为现代知识的专业分化和科技知识的凸显之明证应该是恰当的。
知识概念的这一内涵变化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大学的知识身份和教育功能。
所以我们看到，中外大学教育的现代发展几乎无一例外地沿着科学技术知识教育优先、工程技术型知识教育排头的路径不断高歌猛进，势不可当。
可见，当下的中国大学不仅兼并成风，而且大举建设“大学科技园”
“大学科技孵化园”
一类的试验基地、产业（转化）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甚至直接开办各种公司或公司集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势方兴未艾，未可穷期。
在此情形下，大学及其知识教育身份和文化教化职能变得越来越市场化、商业化、实利主义，知识教育体系似乎不再连贯、不必整全、不求完备。
于是乎，庄严黉门内，正道沧桑春秋转，宏学改创日月新；且留下，一枝独秀，几枝凋零，几枝残剩半截。
凡可堪应用行市者不断被锦上添花，如专业或职业化教育学院和工程技术化学科；凡不堪应用行市却为知识教育体制所不可不存者则被闲置于野，任其挣扎，如纯数学一类的理学；凡不堪应用行市却为社会体制所吁求者则勉容其存，如人文学科一类。
这当然是较为极端的情形刻画，相当多的大学的实际所为不一定如此突兀偏颇，但总体发展趋势的“非均衡”
当毋庸置疑。
大学的知识身份果真摇身一变而截然不同于以往了吗？知识果真会全然或几乎全然变得“可编码化”
了吗？大学能否转变为单纯的或者主要的现代“科技园地”
？如果我们仍然坚持认可人类知识的多元、多样和多层次性事实，这样的质疑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大学的确是储存、传导和创造人类知识的所在，在现代知识社会里，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文化的主要生产基地和传导基地的知识—文化身份更加凸显，这一点是不难证明的。
可是，大学所要传导和生产的知识文化不应仅仅限于科技知识和科学文化，还应包括“非科学的知识”
或“意会型知识”
，以及历史积淀成典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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