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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学统与知识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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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说完的话
十余年前，我曾为《清华哲学研究系列》丛书撰写“总序”
，题为《学统，知识谱系和思想创造》（原载《读书》杂志，2008年第8期），我谈道：“学统是由学术教育群体创造的制度化了的知识教育体系和思想创造样式。”
“一所成功的大学及其所属的学术教育机构，往往都具有其独特、连贯而又持续有效的教育传统和学术传统，即我所谓之的‘学统’。”
我这样说只不过是强调一个被有意或无意忽视了许久的文化教育事实：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社会主流力量的驱动，使得包括文化和教育在内的一切文明生态都被大大地世俗化、工具（手段）化了。
我们社会的加速转型使得文化越来越趋于产业而不是事业，教育越来越趋于寻求发达的工具而不是服务于人类自身的文明优雅之内在目的，知识几乎被当作培根所谓“杠杆”
意义上的社会现代化“力量”
而非人性改善的智识条件，总之，几乎所有的文化、教育和知识都被当成了巴比伦人登天的云梯。
二、大学的知识身份
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带来某些人文精神和道德的迷茫甚或失落，15世纪至20世纪初的许多美国西部城镇，都不难发现类似的现象，更何况我们这个社会所经历且仍在经历着的社会现代化转型。
转型注定了今日之中国社会和今日之中国人不得不承受包括生态环境和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额外代价和风险。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秉持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大学的身份，就不难明白，其实大学作为一种现代教育的建制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她所获得的知识与文化身份本身就说明了现代人面对现代社会所逐渐形成的文化自觉。
出现于13世纪的意大利的波隆纳（Bologna）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被看作最早的现代型大学，它们虽然最初都是由教会作为大型集中的经院教研机构而建立起来的，但一旦她们获得独立教研的资格，其身份便从某种教会经院机构逐渐转化为相对独立自主的宗教、文化和道德知识的诠释者、传授者、教育者乃至创造者。
按照西方解释学（诠释学或阐释学）最原始的本义看，任何有意义的经典诠释或解释——无论是世俗文化经典还是宗教神学经典——本身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文化、知识和道德价值的新知意味。
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大学同古代书院或学院（学园），包括公元前6世纪前后出现在古埃及和摩洛哥的大学，都具有作为学术共同体和“知识创新平台”
（姑且借用当代语词）的独特文化身份，都具有知识—文化之传承与开新的文化功能，因而也都具备其各自独特的学统。
大学的这种文化—知识身份和学统本色，决定了大学之为大学的独特本性和使命，这就是梳理和传承文化，维护和传播经典知识，并适时创新和开拓新知，规范、表达、丰富和延伸学术传统。
所以，大学便不仅始终要承担知识和文化的示范之责，而且首先要承担知识和文化的立典与垂范之责。
正由于此，大学才有了她独立的知识和文化品格，大学之独立身份才得以确立并获得社会的认可。
理解这一点，才会明白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科尔（ClarkKerr）一提出大学为社会经济增长服务，便引起全美关于大学本性的激烈争议，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前哈佛大学校长萨缪尔森不得不被迫辞职的真实原因：萨缪尔森凭借其卓越的财政管理能力，能够在短短十来年间让哈佛的财政增长数十倍，但他挤挪人文理学院的钱去搞生物工程科技开发的举措，竟然成了自己不得不辞去哈佛校长职务的主要原因。
在哈佛和哈佛人看来，或者应该说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萨缪尔森的做法是20世纪中叶大学技能主义或工具主义（skillorialism）的复活，甚至已然隐含了“学术资本主义”
（academiccapitalism）的危险，这背离了大学人文主义的文化知识本质。
“反对驯狗术，坚持人文化”
这一口号不独关乎大学之为大学的独立身份，而且也关乎大学能否真正承担其守护、规范、传承文化，传导和创造知识的根本使命。
“坚持人文化”
当然不是排斥理学和工程技术科学，更不是排斥现代社会科学。
事实上，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其主要的知识文化功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变化便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凸显。
培根说得对，知识——显然主要指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类知识——是启动现代社会火车头的基本动力或“杠杆”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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