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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欲出其撰述，质于大儒，辨正否臧，以明公共，斋盥披读，载欣以扩。”
[21]范仲淹给范雍撰的“墓志铭”
说：“公性恭和，有风鉴，门下所举，多至贵显，为时名卿。
藏书仅万卷，惟小书《五经》则常提携左右，不可一日无此。
岷山处土龙昌期治《易》，深达奥微。
以昌期所著书奏御，遂行于时。”
[22]前者说昌期“博贯诸经”
，后者说“治《易》，深达奥微”
。
足见对龙昌期的学术成就，当时评价是很高的，因此他才会受到士林的欢迎，被远邀到福州讲《易》。
在实行科举的封建时代，要寻求政治出路，学习儒经是必然的。
龙昌期早年不惜耗大量精力时间，去别注群经，可能也是想从这里跨进统治阶级的门槛。
但其道不亨，终生过着教读生活。
在最后30年的岁月里，他阅历日深，经验益丰，抒发心得，就更加惊世骇俗了。
我认为他的思想学术特色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他在熟悉儒学的基础上，不满足于只为经传作注释，而是要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根据自己的理性思维，作出认为合乎实际的判断。
他在晚期所撰的一系列著作，大都是论述有关历史、制度、礼俗、文化方面的。
他直抒己见，是畅所欲言的。
庆历（1041—1048年）以来，学者弃旧图新，本是时代的风尚。
龙昌期有他自己的见解，不迷信权威和墨守成规，也是容易理解的。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把周、孔神化，极力尊崇。
宋真宗时特立周公庙，赋予以圣王的高大形象。
而龙昌期一介寒士、偏方小民，乃敢公然诋斥，这就必然要使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官僚学者难以容忍了。
龙昌期“指周公为大奸”
，出现在他的《礼论》[23]中，主要依据为《尚书·金縢》篇。
他认为《金縢》篇的故事，就是周公专权行诈的实证。
故事说：周武王病，周公祷于太王、王季、文王，愿以身代，史官纳其祝策于金縢（金属制的匮子，即金匮）。
其后周公因管叔、蔡叔放出流言，避居东都，和成王隔阂很深。
成王后来开匮见祝文，乃知周公的忠勤，感动得流泪，遂迎周公归成周。
这个给周公脸上贴金的传统说法，唐代史家刘知几早就怀疑过了。
他在《史通》卷一三《疑古》中说：
《尚书·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
《左传》云：“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夫岂不爱？王室故也。”
案《尚书·君奭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
召公不说。”
斯则旦行不臣之礼，挟震主之威，迹居疑似，坐招讪谤。
虽奭以亚圣之德，负明允之才，目睹其事，犹怀愤懑；况彼二叔者，才处中人，地居下国，侧闻异议，能不怀猜？原其推戈反噬，事由误我。
而周公自以不诚，遽加显戮，与夫汉代之赦淮南，宽阜陵，一何远哉！
斯则周公于友于之义薄矣，而《书》之所述，用为美谈者，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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