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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一时期在中国，总理衙门面对西洋各国和日本要求中国劝解朝鲜与其缔约通商的要求，则皆以朝鲜虽为中国藩属，内政外交向来自主为借口加以拒绝。
同治年间，当英、法、美等国驻华公使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中国干涉各该国与朝鲜的关系时，总理衙门常拿朝鲜虽为中国属邦，内政外交自主来搪塞。
同治五年（1866）法国提出要求时，总理衙门回答说，朝鲜虽系中国之属国，向只遵奉，岁时朝贡，一切内政外交向来自主，非中国所能勉强。
1291到同治七年（1868）美国要求中国协助调查舍曼将军号事件时，总理衙门仍说：“缘朝鲜虽系臣服中国，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概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向不与闻，贵大臣想亦鉴及于此也。”
1301从同治九年（1870）到同治十年，美国公使镂斐迪为能与朝鲜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先后多次请总理衙门代递信函，总理衙门始终以朝鲜内政外交自主为由加以拒绝，并明确表示美国欲与朝鲜缔约，也应当由朝鲜自行主持，中国未便代为过问。
131直到1875年云扬号事件发生之后，总理衙门依然对日本人说：“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
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1321因此日本公使森有礼在照会中称：“据贵王大臣云，朝鲜虽曰属国，地固不隶中国，以故中国曾无干预内政，其与外国交涉，亦听彼国自主，不可相强等语。
由是观之，朝鲜是一独立之国，而贵国谓之属国者，徒空名耳。”
1331如此，则否认中国有权援引中日条约中有关双方所属邦土不得相互侵犯的约定。
总理衙门虽然申明朝鲜为中国属邦，受中日修好条约保护，但是并没有主持朝鲜与日本议约，这对中朝宗藩体制带来很大冲击。
总理衙门虽然在回复各国的照会中这样说，而事实上并没有袖手旁观。
同治五年（1866）即奏请通过礼部将法国将出兵朝鲜的消息通报给朝鲜，以便朝鲜有所防备。
同治七年（1868）美国提出类似要求时，总理衙门更通过礼部将美国照会原文转给了朝鲜，让朝鲜自行措置。
同治九年（1871），当美国公使镂斐迪声称将带军舰前往朝鲜，要求与朝鲜缔结条约时，总理衙门也不得不暗中通过礼部代镂斐迪转递他要求与朝鲜议约的信函，因为总理衙门也意识到，这时候再一味推脱，则朝鲜未知来由，反而误事，殊非关切属国之道。
341这说明在外来压力下，总理衙门并没有将藩属国内政外交自主视为宗藩体制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清朝礼部意识到这种变化的意义，所以在答应总理衙门的要求的同时，又上奏说：“再臣部于朝贡各邦，向皆按例咨行，从无转递书函情事，良以体统所系，不得不恪守旧章。
此次美国封函一件，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由臣部转递朝鲜，自是一时权宜之计，故臣部未敢拘泥。
第恐各外国纷纷援照申请，将来必有窒碍难行之处，应请嗣后如有各国书函，臣部仍遵旧例，不为代递，以全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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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代变化亦非礼部所能阻挡，因为在列强环视的状况下，中国不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对于朝鲜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
曾纪泽早已看出来各国不愿意承认宗藩关系的实效性，其实都是为了吞并这些藩属国，“西洋各大国近者专以侵夺中华属国为事，而以非真属国为词”
，如果中国这时仍不出面主持藩属国的内政外交，固守原来的做法，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处境，因为藩属国一旦陷入危机，中国又不能坐视不管，所以“揆之事势，可谓千古之至难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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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的保守态度反而使后来中朝关系在礼部所管宗藩关系之外，另外形成了总理衙门、北洋大臣与朝鲜的另一更接近近代外交关系的渠道。
从中国的角度，对朝鲜关系也是朝贡体制和准近代外交体制并存的“两截体制”
。
1871年，针对日本日益暴露的侵略朝鲜野心，中国于《中日修好条规》中加入“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37的内容，“隐为朝鲜等国预留地步”
[38I，表明清政府开释将所剩不多的藩属国纳入试图保护的领土范围。
总理衙门关于朝鲜内政外交自主的答复，不过是一个便宜的借口，但是也等于承认宗藩关系有名无实，所以法国公使在1866年遭到拒绝后当即声明，以后法国与朝鲜发生武装冲突，中国不得过问。
1391法国人虽然这样说，仍不能无视中国与朝鲜的特殊关系，所以当法国真的出兵朝鲜之前，仍于同治五年（1866）六月初五日通知中国。
[401不过他们始终不愿承认宗藩关系的有效性。
同治十年（1871）正月美国公使镂斐迪请总理衙门代递书函时，亦只是说：“本大臣知中国与朝鲜数百年之交好，可以音问相通。”
41既承认了中国与朝鲜的特殊关系，又回避了宗藩关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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