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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周大义论的影响下，即使例行的见官之礼，朝鲜使臣往往也不愿意践行，而将一切事务委托给译官去打理，从而尽量减少与清朝官员接触的机会。
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也指出，朝鲜“奉使者自有见官之例，而耻其公庭拜揖，辄图宽免，遂成规例。
时有接遇，率以亢简为致，恭谦为辱。
彼虽不与苛责，安知不侮我之无礼乎?”
而实际上，到18世纪以后，随着尊明排清意识日益淡薄，朝鲜使行人员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日益扩大。
最初交往的内容多限于诗词唱和或学理探讨，很少谈及与两国政治外交有关的内容。
即使这样，对于中外交往，清朝官员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跟随作为冬至使书状官的叔父洪稳到北京的洪大容主动去拜访了翰林院检讨彭冠，但是当第二天他又派马头德裕送去书信和礼物时，因有客人在家，彭冠则拒绝接受，后来彭冠与吴湘约洪大容在翰林院庶吉士厅舍见面，当面解释说：“昨承雅赐，实切铭感。
以例不敢交接，亦不敢通书，故敬反璧耳。”
洪大容反问：“通书虽非例，接见无禁乎?”
彭冠回答说：“与商贾相见则可，我辈非其职司自不得亲密。”
洪大容说：“人臣无外交，事理然矣。
日者趋候，殊愧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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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洪大容和彭冠双方都认可人臣无外交之义，洪大容甚至跟彭冠开玩笑说，只愿来世生于中国，这样便可以倾心畅谈了。
但是，对于没有官职的中国文人，则没有彭冠这样严重的顾忌。
洪大容在北京即与浙江来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三名举人严诚、潘庭筠、陆飞交往颇深，在洪大容回国之后也有书信往来。
虽然，潘庭筠仍说：“人臣无外交，恐难再图良会。”
对此，洪大容又反驳说：“此战国时语也。
今天下一统，岂有彼此之嫌?”
于是潘庭筠也说：“天子以天下为一家，况贵国乃礼教之邦，为诸国之长，自当如此。
俗人之议，何足道哉!天涯知己，爱慕无穷，宁以中外遂分彼此耶?”
18I由此可见，潘庭筠和洪大容对是否一定要遵守人臣无外交之义也没有定见。
也许正如朴趾源所说的那样，中国将朝鲜视同内服，朝鲜使臣与中国内服之臣可以毫无内外之别。
191即使到19世纪前期，尽管朝鲜使团随行人员与中国文人之间的交往已经相当普遍，但朝鲜使臣还是很少与清朝官员私下结交。
1828年朴思浩作为冬至兼谢恩正使洪起燮的军官来到北京，结交了不少中国人，经常与丁泰、沈洛、金衍照、劳宗焕、锺汪杰、朱其镇、吴崇梁、厉同勋、熊昂碧等人在丁泰的别庄春树斋等处笔谈。
丁泰曾问朴思浩：“贵国贡使三人，俱不出城访友否?”
朴思浩回答说：“国俗谨慎，有职名人不妄交人，故未曾出城。
此是人臣无外交之义。”
1201在离开北京之前，朴思浩在给内阁中书吴崇梁的信中对正使洪起燮不能登门拜访作了解释，也说：“痴叟使相，感冒违和，且有外交之嫌，不得进晤门屏，或可恕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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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至少到19世纪中期才有所改变。
1860年到中国的朝鲜冬至正使申锡愚就结识了翰林院编修沈秉成。
次年正月中旬，沈秉成在其寓所八咏楼宴请朝鲜友人，冬至正使申锡愚和副使徐衡淳、书状官赵云周三名使臣都参加了。
翰林院检讨董文焕也因参加这次聚会而结识了申锡愚，后来申锡愚等人又通过董文焕结识了不少中国士大夫，并作有《日下交流记》。
1864年，徐衡淳又以谢恩正使再次来到北京，董文焕、沈秉成和兵部主事王轩等人又同其诗酒唱和。
1861年朴珪寿以问安副使到北京后，也与董文焕、沈秉成、王轩，以及兵部郎中黄云鹄、刑部主事冯志沂等人交往密切，在回国之后仍有书信往来。
朴珪寿在给沈秉成的信中特意说明：“仍念吾东人士，有日下交游，归时两相援据者，辄曰人臣无外交，以不敢频频往复为义理，次最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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