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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清朝，朝鲜使节受尊周大义论影响，到了中国一般不愿结交中国士大夫，往往以人臣无外交为托词。
甚至有学者也认为，传统朝贡体制下有所谓人臣无外交的理念和惯例。
19然而，虽然事实上中国士大夫与朝鲜使行人员交往不能不有所顾忌，但以人臣无外交作为朝贡体制的理念和惯例则值得商榷。
从大的方面来说，朝鲜的外交体制就是事大交邻，在与中国维持朝贡体制的同时，一直与日本维持交邻体制，派遣通信使出使日本，甚至有时被日本幕府视为朝贡使。
此外，在《燕行录》中也能看到不少朝鲜使行人员在北京与他国使行人员来往的记载。
由此可见，在朝贡体制之下，并不排斥藩属国之间的来往，也就是说不存在“人臣无外交”
的原则。
如果说有所顾忌，也是当事人从自身的利害考虑，而非出于法律规定或公认的惯例。
1390年，高丽遣安叔老给明朝燕王送来礼物，燕王在答书中说：“尔以礼物来，安敢易纳。
古人云：臣子无外交之理。
却之必难人意，故物留使还，谨以状闻于父皇，以通三韩之意，必命乃报。”
110I高丽主动派使节聘于燕王，而燕王则以“人臣无外交之理”
相拒。
而到了朝鲜时代，朝鲜使臣则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与来自藩部的人交往，甚至不愿意参拜班禅。
1780年，锦城尉朴明源到了北京，正赶上乾隆皇帝接待班禅，命令朝鲜使臣也一同去瞻拜，朴明源即以人臣无外交为借口拒绝了。
李明源的态度让清朝礼部感到很不好办，朝鲜“使臣几被纠参，礼部诸大人以此悸惫废食”
[11]，最后朴明源等人在礼部的屡次督促之下不得不去了，但是正襟危坐，坚持不拜。
[121对于朴明源这样坚持的原因，随行的朴趾源向中国人奇丰额（丽川）解释说：“弊邦之于大国，势同一家。
今吾与公，既无内外之别，而至于法王，系是西番之人，则使臣安敢造次相见乎?此固人臣无外交之义也。
然屡奉圣诏，则使臣亦安敢不往见乎?”
[131可见朴趾源也认同叔父朴明源的解释，而清朝皇帝和礼部并不认同这种解释，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承认有所谓人臣无外交的原则。
所谓“人臣无外交”
更多的是在朝鲜人与中国人私下交往时会提及。
在清朝前期，朝鲜人确实往往以人臣无外交之义为由，拒绝与清朝官员单独接触。
1697年，朝鲜因国内发生饥荒而向清朝请乘粮食，清朝派户部侍郎陶大等主持运粮5万石到中江与朝鲜贸易，朝鲜遣户曹参判申厚命为接伴使，并遣右议政崔锡鼎到义州负责购粮。
在双方商议粮价的过程中，陶大曾写信给崔锡鼎，令其转给朝鲜国王，崔锡鼎本打算直接与申厚命联名启达，申厚命建议先拆开看看信的内容再说，结果打开一看，信中有“眷弟”
二字，二人大吃一惊。
崔锡鼎恳请申厚命去退还此信，于是申厚命去见陶大，说：“礼人臣无外交，中朝使行，未闻以私书致我王。
此于老爷，恐有大朝是非，陪臣亦不敢以私书达君父。”
L141这里，申厚命认为中国大臣与朝鲜国王书信往来有违人臣无外交之义，而且会给当事人带来麻烦，而其实，他们更介意的是陶大与朝鲜国王之间“眷弟”
的称呼。
在同一事件中，崔锡鼎在与清朝官员见面时一开始曾屏退译官，单独与清朝官员见面，并接受了清朝官员赠送的粮食，虽然粮食交公了，仍受到国内老论势力的攻击，理由也是崔锡鼎违背了人臣无外交之义。
当时执义郑浩等在弹劾崔锡鼎时说：“至于屏去译舌，恬受私馈两件事，则实是前古所未有之骇举。
人或以初虽屏去，末乃在傍，始虽私受，终归公帑谓可原恕，而毋论其始终公私之有间，其有昧于人臣无外交之义，则甚矣。”
L151即使像吴道一这样为崔锡鼎辩护的朝鲜文臣，也认为：“身为大臣，苟有私结外交之事，则国有常刑，罪死罔赦。
[16]
正因为朝鲜国内有如此风气，在清代，朝鲜使臣到了中国，除正式仪节外，很少与中国官员私下接触，中国刺史到了朝鲜，防范更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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