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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以前中外交往中的“人臣无外交”
问题
《礼记·郊特牲》:“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
人臣无外交乃春秋之义，是分封制度下君臣之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来分封制并用于建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于是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也存在着是否要遵守人臣无外交原则的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不断有人讨论这一问题，并从源头来加以梳理。
关于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故事的讨论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当公孙丑问：“伯夷、伊尹何如?”
孟子回答说：“不同道。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
《孟子·告子章句下》又云：“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
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
一者何也?曰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虽然孟子没有否定伊尹的意思，但是他所提到的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还是引起了对伊尹是否符合君臣之义的讨论。
到了唐代，柳宗元作《伊尹五就桀赞》，为伊尹辩护。
柳宗元认为圣人首重生民而不是帝王，伊尹之所以五就桀是因为夏桀如能重用他，则他的主张能更快地惠及天下，所以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完全是出于功利的考虑：“仁至于汤矣，四去之；不仁至于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
不然，汤桀之辨，一恒人尽之矣，又奚以憧憧圣人之足观乎?”
[5而“速其功”
的目的在于生民，其“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
，并因此称赞说：“圣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于五就桀。”
对于此文，后人多谓“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从王叔文之罪也”
，而台湾学者方介撰文强调柳宗元意在树立伊尹的圣人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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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洪良浩对柳宗元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解释仍不满意，于是他作《五就桀辨》，认为伊尹不是出于“速其功”
的目的。
他说：“春秋之义，人臣无外交。
尹既委质于汤矣，知其可与有为矣，乌有小其邦而迟其功，背哲辟而从污君，是战国自守之士所不为，尹岂为是哉?”
LZl洪良浩大概根据《吕氏春秋·慎大》的说法，强调伊尹五就桀出于商汤的指派，因为诸侯之臣主动为天子效劳尚且违背人臣无外交之义，对于不守王道的夏桀，伊尹更不可能五就之。
这里，洪良浩不仅肯定了人臣无外交之义，甚至认为陪臣不能主动为天子效忠。
对于后一层意思，在朝鲜也有不同的看法。
黄景源曾专门作《明陪臣传》，表彰两乱期间之忠臣义士，所选人物皆尊崇明朝，其中崔孝一和林庆业二人皆曾到中国，“慨然欲忠于皇朝”
，崇祯皇帝死后，崔孝一甚至在崇祯灵柩旁绝食而死。
因此黄景源对二人的行为评价说：“明兴以来，属国之士，不得仕于天子之国。
奉使来觐，天子召见皇极殿，其礼甚薄。
然属国疏远之士，视天子如其父母，恐不得自尽其节，非天性之笃于忠者，岂如是乎!……夫二人以属国之将，非明天子所礼者，而自忠于中朝，故君子舍其失身之罪，而取其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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