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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汉文甚至成为日本的“第二国文”
。
那么与世上各种汉文注释书相比有什么特点，其主眼何在呢?曰：
中国古典的长处在于活跃于富丽庄严的文辞间的伦理信念的高尚伟大。
因此修汉文者，在可以娴熟于文辞以构筑各种学问的基础的同时，也可以使人格高洁。
这岂不是在维持一世风教上、在矫正物质文明的余弊上，汉籍教育之所以切要之所在吗?
然而要发挥高尚伟大的伦理信念，使读者能够感化，著者自身不能没有热烈的信念。
且不论文辞的解释，至于信念发挥这一点上，不能不说如今陆续出版的各类注释书甚为拙劣。
而在汉学精神旺盛的时代，为燃烧的信念所感动而执笔的国字解著作，不能没有其热诚耀动于字里行间而给读者以魄力的气概。
这就是当今不断出现的冷冷淡淡的注释书，远远不及过去国字解著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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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复活古典教育”
的“热情”
，正是发行这套“先哲遗著汉籍国字解全书”
的主旨所在。
该“全书”
刊行后，重野对“国字解式的汉籍”
在汉学日本化历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他说：
在过去的五山时代及其前后的名僧皆佛书汉籍兼修，授之徒弟则以口义体的解释，作成一种国字解式的汉籍，汉学愈益同化于我国民之间。
到德川时代，林罗山的《贞观政要谚解》自不待言，其山崎暗斋、浅见徊斋、三宅尚斋、佐藤直方等，皆承此风，使得所谓笔记学得以流行，以其他各种俚谚抄等，使汉学更加在民间普及，以至于平民也可以品味汉学之妙趣。
而至元禄、享保时代的汉学者，兼修汉籍与国学而不怠，有不少长于国文之汉学者。
如徂徕之《政谈》、白石之《藩翰谱》《折柴记》，其妙不单单作为汉学者的国文而言，比之于国学专家的国文亦可称为名文妙文。
如此，汉学者而亦通国学，实于汉学之日本化功莫大焉。
而该《全书》中所收“先哲遗著”
也多为元禄（1688—1704）、享保（1716—1736）时代的作品，如收录作品最多的中村惕斋（1629—1702），以及熊泽蕃山（1619—1691）、荻生徂徕（1666—1728）、服部南郭（1683—1795）、三轮执斋（1669—1744）、浅见徊斋（1652—1711）、毛利贞斋（元禄时期人，生卒年不详）等，皆为当时知识界名流。
因此《全书》可谓在新的时代对历史上汉籍普及化作品的系统整理与活用。
三田冈岭云及其汉学观
日本近代的文艺评论家、思想家田冈岭云（1870—1912）以一己之力，在晚年译注《老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荀子》，以及《史记列传》（上下）、《七书（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三略、六韬、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鬼谷子》和《淮南子》《墨子·列子》、《春秋左传》（上下）、《东莱博议》，成“和译汉文丛书”
12册（还译有《维摩经·般若心经》，未列入此丛书），1910—1912年由玄黄社出版，被誉为“和译汉文书中之魁”
1251，其“译文注释皆绽放岭云氏独特的异彩”
1261。
与《汉文大系》和《汉籍国字解全书》等其他相关丛书相比，《和译汉文大系》的最大特色是田冈岭云一个人翻译完成的，而且是在田冈岭云生命的最后两年完成的。
他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这套书有什么特色和意义?
田冈岭云的名字，熟悉近代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史的人不会陌生，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他和王国维的关系271。
赵万里的《王静安先生年谱》“二十五年己亥（1899）二十三岁”
条记载：“是岁先生始从日人田冈佐代治君读欧文。”
1281王国维在其《自序》一文中言：“盖余之学于东文学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
此年谱该条又录王国维该文佐证：“是时社（东文学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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