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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
L361上面两例，显示了日本社会人士对于“华夷变态”
观念的接受，以及对于清代文化的鄙视。
在日本对于朝鲜的认识方面，虽然江户幕府从1636年起与朝鲜建立起平等的“通信使”
关系（1636—1811年，朝鲜曾向日本派遣九次“通信使”
，以祝贺新的幕府将军袭位），但江户幕府却视“朝鲜通信使”
为向日本“朝贡”
的使者。
也就是说，壬辰战争后江户幕府对于朝鲜的轻视态度，与丰臣秀吉相较并没有多大程度改变。
我们在第一节所讨论的山鹿素行的有关朝鲜言论就是证明，而17世纪后日本儒者所宣讲的“神功皇后的三韩征伐”
故事，也反映出当时日本知识界贱视朝鲜的思想倾向。
然而，朝鲜对于与日本江户幕府的“通信使”
关系，却是本着儒家的“交邻以信”
的理念。
前文对“丁卯之役”
的考察表明，朝鲜与日本恢复政治交往，目的是为了摆脱后金兴起后腹背两面受敌的危险局面，但壬辰战争之后朝鲜社会的“仇日”
情结并没有消解。
而“丙子之役”
的发生，却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朝鲜社会的“仇日”
情绪，前面所引朝鲜人罗万甲的言论可谓典型。
朝鲜君臣在清朝入关后的近百年时间里，一直把清朝视为“胡虏”
，对清朝文化上予以贱视甚至蔑视。
他们每年固定向清朝派遣朝贡使团，而朝鲜使者在中国旅行过程中，却不免要对清朝汉人的“薤发易服”
予以鄙夷甚至讥讽。
在17世纪以及18世纪前期的朝鲜士大夫看来，只有大明衣冠才是中华文化的正宗，而汉人穿清朝服装就是文化沦落的象征。
1371上述情况表明，17世纪东北亚区域的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已经出现对邻国的文化认同危机。
四余论：近世东北亚的区域意识与国际秩序变态
上述考察表明，从壬辰战争及其以后50年间东北亚地区的五场战争，不仅造成中、朝、日三国间政治互信的降低，也导致“文化认同”
（culturalidentity）的障碍。
按照当代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文化因素（包括其价值规范和集体认同）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建构作用。
因此，对于东北亚区域的国际秩序来说，“文化认同”
则是维系区域秩序的社会心理基础，因为“文化认同”
作为群体认知倾向，能直接产生相互亲近或者相互排斥的意向性反应。
所以，“文化认同”
不仅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黏合剂。
而17世纪东北亚区域三国间出现“文化认同”
障碍，则是缘于儒学思想体系中的“华夷之辨”
理论。
“华夷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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