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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沾染胡虏习俗已沦为“夷狄”
;二是随着中国文化转移到朝鲜，朝鲜已是中国文化的正统。
显然，这已显示出朝鲜士大夫的文化尊我意识。
而这种文化尊我意识，也被后者的朝鲜儒者成大忠（1732—1812）、吴熙常（1763—1833）、洪直弼（1776—1852）等人所继承。
三17世纪中日朝三国民族意识增强与文化认同危机
从首节所考察的日、朝、中三国对于壬辰战争历史记忆来看，日本人记忆的多是武士在朝鲜战场上的勇敢，丰臣秀吉的征韩伟绩和朝鲜国家的懦弱；而朝鲜人记忆的则是日本军队的残暴与可怕，明朝的救国之恩以及明朝内部党争的复杂；而在明朝人的记忆中，则是日本侵略朝鲜意在进攻中国，日本已从原来少数海盗对中国沿海地方的武装骚扰，发展到国家层面的武装侵略行为，诚如壬辰年的南京进士王在晋所说：“昔之防倭，防其傥然；而今之防倭，防其必然。”
301显然，以壬辰战争为标志，原来以明朝为主导的，朝鲜和日本两国皆参与的东亚世界，从国际秩序体系上已开始分解，并影响到相互之间的政治认同。
而清兵对朝鲜以及入关后对南明小朝廷所展开的战争，在中、日、朝三国儒者间更是普遍引起“华夷之辨”
。
而17世纪日、朝两国发生“华夷之辨”
，我们从前面所考察的日本儒者山鹿素行和朝鲜儒者申维翰的思想中，已经看到他们不仅对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观进行强烈质疑，而且着力阐述他们自己国家在文化上的优势。
而这种文化上的尊我意识，也就意味着民族意识的增强。
如日本的山鹿素行等人强调日本天皇世系的连续性，从来未被外族和外国占领以及支配，以此来证明日本在文化上的优越性。
日本崎门学派的浅见炯斋（1652—1711），虽然不赞同山鹿素行的日本自称“中国”
观点，但他却明确反对把日本称为“夷狄”
。
他在《中国辨》中说：“中国、夷狄之名，儒书由来已久。
因吾国儒书盛行，读儒书者，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尤有甚者，以吾生夷狄而悔泣者有之。
此如何之甚?失读儒书者之样，而不知名分大义之实，可悲之至也。
夫天，包含地外；地，往而无所不载，然各有其土地风俗之限，各有一分之天下而互无尊卑贵贱之别。
唐之土地，有九州岛之分，自上古以来风气自然相开，言语风俗相通，自成其天下也。
其四方之邻，居风俗不通之处，各国自为异形异风。
近九州岛者，需有通译之因，由唐视之，自然视为边土之邦。
此即以九州岛为中国，以外围为夷狄之由来。
不知此而见儒书称外国为夷狄，以诸万国皆思为夷狄，全不知吾国固和天地共生而无待他国之体，甚谬也。”
在他看来，“中国”
“夷狄”
之称，本是以中国视角的一个称呼，日本人断不可引来自贱。
他提出：“唯以吾国为内，以外国为外，辨明内外宾主。
而若称吾国为异国，无论如何，皆无其道理。”
31显然，浅见炯斋借华夷之辨，强调的是日本的自我主体。
而朝鲜儒者指出原来那个“中华”
已经不复存在，强调自己国家的“小中华”
，言下之意则是要表达朝鲜已从文化上的次中心地位晋升到文化上的中心地位。
而日本和朝鲜两国儒者所建构出来的自国文化优越论，恰恰构成了后来两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资源。
这里需要特别讨论的，是中国清初“华夷之辨”
的影响问题。
由黄宗羲等三大思想家所发动的“华夷之辨”
，直接否定了清朝统治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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