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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实际上，清兵这次对朝鲜的战争，基本上是在平壤、王京和江华这“三都”
地区展开，清兵对逃避到南汉山城的朝鲜君臣只是采取了困而不攻的战略。
因此，无论是从战争的残酷程度观察，还是就战争的持续时间仅一年而论，“丙子胡乱”
都要远远小于“壬辰倭乱”
。
那么，罗万甲的上述言论则表明，“丙子胡乱”
对于朝鲜士大夫的心理冲击，其程度要高于“壬辰倭乱”
。
而当清兵入关并南下血腥镇压汉人的抗清武装消息传到朝鲜，朝鲜士大夫均感到中国已“沦没腥膻”
1261。
1649年，曾在沈阳作为人质的凤林大君继承朝鲜王位，他随即起用反清儒者宋时烈，并暗中进行对清朝的“北伐”
准备。
宋时烈（1607—1689）曾从春秋大义角度，对孝宗王阐述了向清朝“复仇”
思想：“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统之义于天下后世。
凡有血气之类，莫不知中国当尊，夷狄之可丑矣。
朱子又推人伦、极天理，以明雪耻之义……其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
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出于一己之私也。”
1271文中所说的“君父”
，是指明朝；而“君父之仇”
，并非指李自成农民军而是指清朝。
宋时烈曾对其门生说：“盖夺取中国之地，左衽中国之民，非仇而何?况闻弘光皇帝被戮于虏云，则复仇之义为主而重矣。”
128l由此来看，朝鲜儒者宋时烈的对清朝“复仇”
思想，首先是站在维护春秋大一统和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来强调复仇，其次才是站在明朝藩属国的立场来阐述报君父之仇。
就宋时烈对清朝复仇的首要立场而言，意味着朝鲜士大夫开始强调，朝鲜作为中华仅存之硕果，肩负有扫清中原并恢复中华的神圣使命。
它表明，朝鲜社会先前已经存在的“小中华”
意识，在“明清鼎革”
的情况下，它的内涵开始悄悄发生变化，已从先前的那种文化归依意识，转变为朝鲜已转承中国文化之正统。
如申维翰（1681—1752）在送友人赴燕所作序文中称，自己虽未能去中国，“但所读之书皆中国也。
中国之书以万数，我必取六经四书。
周公我师，孔孟我仪，洛闽我先导，是我也中国人也。
巾吾章甫，服吾逢掖，弦用二南，舞用九韶，夫子步与步，颜之趋与趋，是不唯中国而殆洙泗人也。
中国之人以亿计，其不读六经四书，缨曼胡服，短衣瞋目而事刃，彼乃非中国之人也。
呜呼，使吾而诗书中国，衣带中国，泱泱乎大风也者。
自箕圣之东封肇焉，与我明高皇帝光天之宠未衰。
中国有圣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不然者，天下以春秋之柄，不与中国，而与东方也，章章哉!”
1291申维翰所论，一是根据韩愈的中国与夷狄变化论，阐述了作为“东夷”
的朝鲜已成为文化上的“中国”
，而地理上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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