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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学者观察，战时的日本人战争记录，尽管少数记录了壬辰战争中朝鲜民众之惨状，但大多数战争记录却是秉持赞美日本军人勇立战功的立场，丝毫没有对战争进行反省和批判。
而战后由江户幕府儒者所撰修的《太閤记》（共二十二卷）和《朝鲜征伐记》（共九卷），虽然对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背景、经过、日明谈判交涉等始末做了比较系统的记述，但两书对丰臣秀吉发动壬辰战争也是采取肯定态度，并对朝鲜采取比较蔑视的立场。
I21而在江户幕府时期由官方编纂的日本将领家谱和人物传记，对这些参加壬辰战争的大武士，也是单方面强调他们的军功，而对这场战争因何而起以及所取得结果等问题则根本不提。
就江户前期儒者对于壬辰战争的认识来看，著名儒者山鹿素行（1622—1685）曾在《武家纪事》中有如下表述：“秀吉晚年出征朝鲜，其勇古今无出其右。
朝鲜本为我朝属国藩屏，上古神功皇后远征三韩，于此明示其制旧记。
其后本朝王威渐衰，武家难能**平四海，故此朝鲜拒绝向我进贡久矣，其间唯修睦邻友好。
当秀吉治国，武力收服东西南北不廷之贼臣，故秀吉急欲征伐朝鲜。
朝鲜本懦弱之国，仅一战即大败，其王逃亡，王子被生擒。
此时远征朝鲜诸将，忠肝义胆，且谓朝鲜不足挂齿，大明国也早晚败亡，众议不正，诸将不和，早晚落入异国之手。”
3需要指出的是，山鹿素行的所谓“神功皇后的三韩征伐”
和丰臣秀吉被崇拜的历史认识，后来直接影响到近代的明治政府，并成为明治政府“征韩论”
的历史依据。
41明治政府曾在1898年对丰臣秀吉进行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而后来的日本参谋本部又在1924年将山鹿素行的上述言论，完全照搬到他们编纂的《日本战史·朝鲜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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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直接记录这两场“倭乱”
的个人著作也不少，如《惩毖录》《琐尾录》《乱中杂录》《再造藩邦志》《孤台日录》《乱迹汇撰》《壬辰乱记录》《龙蛇日记》《龙蛇日录》《龙湾闻见录》等。
而官方编纂的《事大文轨》《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修正实录》，对于这场战争的记载则更为系统。
此外，当时官员的文集如《李忠武公全书》《西屋集》等，以及僧人惟政的《四溟大师集》中，也收载有他们处理倭乱事务的重要文献。
从这些原始文献所反映的对于壬辰战争的认识来看，朝鲜君臣认为壬辰战争是日本蓄意发动的侵略战争，丰臣秀吉一面派遣使节通交，一面却突发大兵侵略，奸诈无信；而日本军队每至一地，不仅大肆劫掠财物，**妇女，甚至挖掘坟墓，并且“勿论老少男女，能步者掳去，不能步者尽杀。
以朝鲜所掳之人，送于日本，代为耕作；以日本耕作之人，换替为兵，年年侵犯”
。
L61因此，壬辰战争作为标志性事件，在朝鲜君臣以及社会中形成了“朝鲜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
的认识。
所以，对日本“复仇”
，曾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战后朝鲜人的对日心态。
不过，面对强悍的日寇，朝鲜文献中也表现出一定的畏惧心理。
而在战争爆发初朝鲜君臣对于向明朝请求军事援助问题，心存疑虑甚至担心J;一旦明朝派遣大军应援，朝鲜君臣又以为胜利指日可待；而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明朝与日本议和时，朝鲜君臣更心存忐忑并对明朝心存疑虑；而丁酉倭乱再起明朝果断派大军迎击日寇，直至将日军赶出朝鲜，朝鲜君臣遂视明神宗有“再造藩邦”
之恩8I，并由此增强了朝鲜对明朝的“事大主义”
。
明朝参加援朝御倭战争当事人的记录有《经略复国要编》《经略御倭奏议》《唐将书帖》《艾主事主管》等。
而《明实录·神宗实录》作为官方所修的编年体史料料，对于明代援朝御倭战争过程也留有较为系统的记录。
而《东征记》《两朝平壤录》《万历三大征考》，也是晚明成书的关于援朝御倭战争的重要文献。
此外，如赵志皋的《内阁奏题稿》、张位《张洪阳文集》、沈一贯的《敬事草》等主要官员文集，以及明末清初所修地方志书中，也有不少关于援朝御倭战争的重要文献。
从明朝人对于壬辰战争的认识来看，伊始就认识到这是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虽然有些官员对于援救朝鲜存在异议，但多数官员认识到，朝鲜纲纪松弛，无法单独御倭。
一旦“倭有朝鲜，则为门庭之寇；我无朝鲜，则失藩篱之国”
。
191既然朝鲜是一个最为“恭顺”
的藩属国家，所以“欲安中国，须亟救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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