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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国民国家”
化的同时，又先后将“殖民主义”
和“大东合邦”
等构想强加给区域内各国，加之其“第三种国际关系体系”
的构想必然要与欧美列强发生冲突，因此，近代以来的日本全部工作，最后以“太平洋战争”
的失败而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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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无论是“文明开化”
还是“国民国家”
，无论是“反帝反殖”
还是“第三种体系”
，日本所欲实现的每个单一目标，在那个时代的原则和文脉上似乎均不失历史和逻辑的可行性。
可是，事情的走向并不会遵循内容单纯的线性原则和人为设计。
事实是，近代以来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已宿命般否定了日本人的循序渐进梦想，却决定了日本人的理想主义设计，只能以罔顾首尾的共时性网状格局被立体推出。
正是在运转、应对和调整这部高度复杂的“世界机器”
的过程中，日本的“正面意义”
和“负面效果”
，几乎从一开始便无法摆脱孪生并至、善恶交织的命运。
其中，“反帝反殖”
意义上的“联亚拒欧”
舆论，或许有可能调动起东亚甚至全亚洲的“合力”
，部分中、韩人士的感慨和感动，证明了这一点。
可是，空间意义上的区域捍卫能否取得成功，当取决于时代意义上的东亚是否进化。
这就使“近代化”
价值和“国民国家”
原理，被赋予了思想和行动的前提意义。
但是，这也就注定会导致日本言行上的逻辑混乱：既然代表“近代化”
和“国民国家”
的欧洲逻辑具有自明的正当正义性，那么，嗣后日本在亚洲所采取的系列行动，至少在文明进步的意义上是成立的，尽管这些行动会在亚洲当地普遍遭到抵制。
于是乎，那些看似“不得已”
的行为在世界大势面前却仍不乏“近代”
意义的观点，逐渐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知识界的部分看法，
如梅棹忠夫181、沟口雄三191和船曳健夫1201等。
他们的言说，把日本在“地域”
上属于亚洲而在“时代”
上属于欧洲的身份表达和盘托出。
然而，对于想通过“欧洲秩序=世界大势”
之构图去竭力捕捉日本行动意义的舆论家来说，一个更直白的观点，似乎也应该成立：亚洲既然是外来的区域世界观，那么如果日本要“实体化”
亚洲，其援用外来的标尺即欧洲的原则和逻辑来测量并规划亚洲事务的想法和做法，便不应该受到“欧洲”
以外标准的过多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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