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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朱子忧之，作《纲目》一书，以昌明孔子之教，踵事《春秋》，而义例较浅显，稍识文字者能读之而知其说。
于是愚夫妇亦晓然于君父之义，怵然于名节之防。
故自南宋后七八百年中，有递嬗之世，无篡立之君，极微贱之人知节义之重，则圣贤正人心而维世运之明效大验也”
。
他撰《小腆纪年附考》，就是“取《春秋》、《纲目》之义”
，以“正人心维世运”
为宗旨18I。
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史学的教化似乎更重视善恶是非的“褒贬”
与“惩劝”
，而非史事的确定和历史知识的可靠。
这给教化性历史教育抹上了浓重的政治性和泛道德性色彩。
对个人而言，史学的价值在于畜德与明智。
古人早就认识到“多识前言往行”
，可以“畜其德”
191。
这个“德”
，不只指道德、品行，还包含有见解、器识之意1201。
这就是说，人们能够依据历史知识，对过去明是非、别善恶、观成败，提高见解和器识，也就是提高人生修养。
这种认识在后来的中国历史和史学发展中逐渐成为一个内容丰富的优良传统。
如刘知幾说史书记载历史人物，“其恶可以诫世，其善
可以示后”
l21，使后人能够“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1221。
这是“畜德”
说的延续。
胡三省在谈到《资治通鉴》关于人君、人臣、人子关系的描述时，指出它对于人们的“自治”
“防乱”
“事君”
"治民”
"谋身”
“做事”
的重要性。
这几个方面可用修身、治世来概括。
王夫之在释《资治通鉴》之“通”
时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
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
123这也是对史学之修身、治世作用的很好说明。
而胡三省所谓“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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