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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唯在于“名”
和“义”
。
所谓“名”
，是指被评判者的“身后之名”
，亦即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声名。
中国古人有着浓重的历史意识，特别在意后人对自己的历史评判。
刘知幾指出：“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
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
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
[101这种“书名竹帛”
的意识正是“褒贬书法”
能够发挥作用的内在心理基础。
当人们由于“重名”
而重视历史评判时，史家就有可能通过“褒贬书法”
来宣扬“义”
，并以“义”
作为历史评判的标准和历史书写的追求。
“义”
就是史家著史的宗旨，代表着史家的思想倾向。
孔子在《春秋》中所宣扬的“义”
，实际上是以周礼为代表的社会伦理秩序。
在一个失序的时代，他相信通过这种历史书写方式可以使人明白应当遵守的社会伦理秩序，并借此认识是非善恶及其背后的道理，从而为现实社会提供一套价值秩序和方向指引。
这样，历史的“书法”
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大义”
就成为史学和史家呈现其价值的主要方式，它可以使历史评判产生对现实行为的约束和导向作用。
这就明确了史权的重要性，而史家握有史权，居于历史评判者地位，成为史学价值得以实现的主体。
刘知幾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Ⅱ这个认识，与他的“史之为务，厥途有三”
[121之说，都是对史学价值的充分肯定。
“春秋大义”
是史学价值的一个集中体现。
它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不同时代、不同史家对其有不同的理解，从而也使中国古代史学价值观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
对国家与社会而言，史学的价值在于资治与教化；对个人而言，史学的价值在于畜德与明智。
而历史教育则是史家体现主体作用、发挥史学价值的主要方式。
资治是中国古代史学最受重视的价值之一。
中国史学的早期形态是“学在官府”
，资治自然是官方史学的主要功能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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