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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当”
承担弑君罪名。
这种情况确乎是孔子所谓“为法受恶”
，“礼法”
规定了“书法”
。
“礼法”
赋予“书法”
以正当性与权威性，也赋予了史官坚守“书法”
的勇气和决心，“书法不隐”
自此成为中国古代史官和史家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
“书法不隐”
包含着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强调“书法”
，另一种是强调“不隐”
。
当强调“书法”
时，书写者对历史的褒贬就占据了重要位置；当强调“不隐”
时，“秉笔直书”
“不避强御”
就成为历史书写的一个基本原则。
而当两者结合起来时，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史学以“不隐”
为原则，以“书法”
为追求，以史经世的史学价值实现模式。
这种史学价值观及其实现模式经过孔子的宣扬而得以确立，而孔子修《春秋》就是对它的最好实践。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史学上第一位认识到历史撰述之社会功用的史家”
81，看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乃“作《春秋》”
191。
很显然，他是打算通过历史教育，而达到使“乱臣贼子惧”
的社会目的。
孔子对文献的重视、对历史记述真实性的严格要求等都说明了他对“不隐”
原则的坚持。
而《春秋》对中国古代史学最大的影响还在于它的“春秋大义”
和“褒贬书法”
。
一部史书而能使“乱臣贼子惧”
，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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