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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所谓“正”
，就是要回到史学以事实为前提的基本原则。
吴缜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认识：“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
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
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
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
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
若乃事实未明，则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
[491这种认识力图弱化“求真”
与“致用”
的冲突，可以避免“经世致用”
的极端倾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是对“书法不隐”
传统的进一步发展，丰富了古代史学价值实现模式的内涵。
有意思的是，乾嘉学派的史学价值观对后来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历史考据学派不仅从学术、思想和方法上汲取乾嘉学派的营养，而且也颇为欣赏他们的“实事求是”
的治史信念，并将之与现代的科学理念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史学价值观。
还有一个因素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史学价值观，那就是历史学术和历史教育的二分法，而其深层则是求真与致用两种史学价值取向的对立。
这种二分法直接将历史学术和历史教育分割开来，也将历史教育作为非科学的“术”
从史学家的任务中分割出来。
这就为此后的普及与提高对立观念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到了“五四”
前后，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形成了追求专门高深之学问、“为学问而学问”
的学术风气。
大部分史家认同了历史学术和历史教育的二分法，历史学术作为科学而受到尊崇，历史教育作为“术”
的色彩更加浓厚，以至于受到了冷落甚至排斥。
反对“以史明道”
“经世致用”
等传统史学观念，以“求真”
为鹄的，追求“无用之用”
，成为他们的史学追求。
这种价值观使他们对历史教育采取消极态度，而史学发展的学院化、职业化，历史知识传播及其媒介的专业化，进一步局限了历史教育的范围，使其愈益走向小众化。
这一时期，普及与提高对立的情形是十分明显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被从史学家的任务中剔除了。
这种思路被以后的史家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下来，一直影响到现在。
这说明，虽然不同时期造成提高与普及对立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但这种二分的思路是造成普及与提高对立的根本原因。
提高与普及的对立，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如史学的专业性品格被强化，而其大众性品格被忽视，历史学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职业和爱好，历史知识在很小的社会范围内传播，一般公众与历史学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以至于当他们需要了解历史时却找不到合适的途径；由于史家缺席“通俗化历史工作的队伍”
，造成了社会历史教育领域弊端丛生；局限于历史工作者的“小圈子”
，普及工作不能由第一层次即对历史工作者的普及，顺利推进到第二层次即由历史工作者向非历史工作者的普及；将普及等同于通俗，将通俗等同于庸俗、肤浅和功利，认识不到普及工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促成了对史学和历史教育的偏见，等等。
所以，有人指出：“现在的形势不是互相联系，而是互相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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