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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和实践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像欧阳修那样重视“春秋笔法”
，主张通过“褒贬”
评判历史，推动“致用”
;二是像王鸣盛那样重视“实事求是”
，主张以考订事实为务，致用则“待人自择”
和“听之公论”
[461。
这两种倾向若推之极致，则不免产生两个弊端：一是“任情褒贬”
，强史为用，这是曲笔产生的重要原因。
“褒贬”
是一种价值判断，“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
，“腾褒裁贬，万古魂动。”
L?71但“褒贬”
要强调的是“是非”
而非“真伪”
。
当史家力图通过“褒贬”
来彰显史学的价值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主体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有可能陷入“任情褒贬”
的极端，损害史学的可靠性与公信力，因而也会使史学的价值大打折扣。
二是重史实而轻史意，陷于琐碎考据，失去致用之旨。
确定史实“真伪”
是史学的第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
若将之视为史学的最高目标和史家的唯一任务，则所得只能是历史的“碎片”
，而不免遭琐碎无用之讥。
古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以“事实”
作为“褒贬”
前提的解决办法。
孟子提出，“事”
“文”
“义”
为史学的三要素，“事”
为前提，“文”
为手段，“义”
为宗旨。
若一味求“义”
之高妙而罔顾事实，那就不是史学了。
所以刘勰提出：“文非泛论，按实而书”
，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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