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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贯彻了这一思想。
他认为真正的史家应该是“真理的火把”
“生命之指导师”
“往古的传达人”
，使人明白自己的现状与未来1441。
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雷海宗将历史学视为时代精神的表现，“每一个时代所认识的过去，都是那一时代的需要、希望、信仰、成见、环境、情绪等所烘托而出的”
，“没有任何一种事实能有百世不变的意义”
1451，所以他主张寻求历史背后的意义。
他提出的“中国文化二周说”
就是力图运用文化形态史观，从历史角度说明当时中国的前途命运，鼓励国人抗战的信心。
这些史家和流派的史学价值观迥异于新历史考据学派，又与马克思主义史家异曲同工，是当时史学价值观多元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后半期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枝独秀的局面，它所倡导的史学价值观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为人民服务”
“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价值观。
出于普及唯物史观、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需要，历史教育受到了空前重视，其中既有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思想改造，也有对普通民众的社会发展史学习，还有《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历史普及读物的大量出版，史学的价值和功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不过，由于政治对史学的干扰越来越严重，马克思主义史学价值观越来越强调“革命性”
，而“科学性”
则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削弱。
随着“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口号的提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价值观受到了严重扭曲，史学逐渐沦为政治的传声筒。
史学的表面繁荣不但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反而抽离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价值观的精髓，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史学界的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史学价值观逐渐摆脱了教条化与政治化，“科学性”
得到尊重，“革命性”
也有了新内涵，中国史学慢慢走上了恢复与发展的正常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史料的价值被重新加以认识，隐藏在“史料”
与“史观”
之争背后的“求真”
与“致用”
的不同价值取向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并影响着此后的史学发展走向。
20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价值观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史学价值观有再次走向多元化的趋向。
三史学价值观对历史教育的影响
史家是历史教育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的史学价值观直接决定着他们对历史教育的态度和立场，影响着他们对历史教育的参与方式与程度。
无论是资治、教化，还是畜德、明智，中国古代史学价值观都要求史学、史家与社会的紧密结合。
这就促使史家采取“经世致用”
的治史态度，而历史教育是“经世致用”
的基本方式，所以古代史家对历史教育普遍持积极态度，具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
在对“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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