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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历史考据学派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开始就与时局的变迁紧密相连，并抱有为中国社会寻求历史前途的使命。
马克思主义史家追求的是“科学性”
与“革命性”
的统一，亦即学与用的统一。
这是他们的史学价值观。
在他们看来，学的目的不只是求知，更重要的是致用，人们应当以学到的知识和历史规律来指导现实的社会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只是手段和阶段性目的，用才是最终目的。
这是他们的史学价值观与新历史考据学派异趣之处，而这种异趣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治学取向。
新历史考据学派史家始终无法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史家理论为先、注重阐释的治史取向，除了批评他们只会搬弄一些新名词而缺乏精密考证的功夫之外，还质疑他们会为了学术之外的目的而扭曲学术，削中国历史之足而适外国理论之履，损害学术的独立性；而马克思主义史家则对新历史考据学派史家孜孜于古史考订大为不满，认为这种埋头于故纸堆的“象牙塔”
式治史取向导致玩物丧志，无助于危难之中的国家与民族。
史学价值观的差异一度造成了新历史考据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学术鸿沟，但文化抗战的需要为他们弥合鸿沟、调整史学价值观提供了契机。
为抗日救亡，史学界的治学取向整体上出现了由“考古”
向“考今”
的转变1391，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成为急迫的需求。
一贯标榜“为学问而学问”
、反对致用的新历史考据学派史家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史学取向，不再严格坚持“以学问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
，开始采取不同的方式关注和回应抗战需求，注重以史为用。
比如，傅斯年开始关注中国民族与边疆问题尤其是东北问题，反驳日本史家侵略中国的谬论；顾颉刚创建通俗读物编刊社，编辑发行通俗读物，创办禹贡学会和中国边疆学会，编辑《禹贡》半月刊和《边疆周刊》，动员民众，尽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救国之责401。
当新历史考据学派调整史学价值观，逐渐重视学以致用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家则进一步强调了史学在民族解放和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翦伯赞说：“我深切地希望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大家用集体的力量，承继着我们先驱者努力的成果，依据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中国历史资料的总和，来完成中国史的建设，并从而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
41这种看法代表了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集体价值取向。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价值取向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毛泽东。
他对史学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将历史知识放在与“革命理论”
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谈话中，他明确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道路。
这种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定位，是文化抗战与政治建设的需要，有其合理性，也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道路。
但是，这种定位需要谨慎处理学术发展与政治需要之间的关系，否则极易使学术沦为政治的工具，“**”
时期出现的政治挂帅、滥用史学就是一个极端的反例。
20世纪前半期，还有一些以理论阐释见长的史家和流派抱有与马克思主义史家相似的史学价值观。
比如，何炳松针对当时盛行的“为历史而历史”
的治史旨趣提出应当重视史学的社会效用。
他说：“历史底目的，在于明白现在底状况，改良现在底社会，当以将来为球门，不当以过去为标准。”
1421他尤其重视史学在培养智慧、提高国民素质方面的效用，认为研究历史及受史法训练的人，可以革除遇事轻信之恶习，树立科学之态度；可以扩大视野，驱除不同民族间的成见，知人类习俗之不同，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对于现代人类殊异之风尚，都能深表同情；可以从古今社会之变迁及人事之演化中，得知人类社会之消长盈虚，势所必至，革新改善，理有固然。
这些作用都是不可替代的。
1431朱谦之十分欣赏克罗齐的“一切真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之说，他倡导的“现代史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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