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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提高就讲找冷门，讲些偏僻的题目，这就叫‘专’。
这样的‘专’不像是做学问，这是受西方的教育影响。
从总的看，它是不能解决根本的大问题的，更不能解决重要的理论问题和跟现实相联系的大问题。”
1501这是对历史教育问题的深刻反思，值得警醒。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解决历史学术和历史教育的二分法及求真与致用的二元对立入手。
毛泽东提出的“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和“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L51，从思想上解决了历史学术和历史教育的二分，确立了提高与普及的辩证关系。
当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确立时，其实已经暗含了求真与致用的辩证统一关系。
这个思想被后来的史家所认同，比如，瞿林东从中国古代史家对求真与经世关系问题的认识出发，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即史家角色意识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史学的求真精神与经世目的的统一，以及建立在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基础之上的二者的深层联系，决定了中国史学的基本面貌和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
[521这个认识给求真与致用辩证统一的思想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历史基础，为当前人们尤其是史家继承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树立求真与致用、普及与提高辩证统一的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对于马克思主义学派、战国策派等重视史学社会价值的学派来说，重视历史教育是应有之义。
他们像古代史家那样拥有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为各自的目的而积极投入历史教育，大力推动史学的科学化、通俗化与大众化，为不同时期历史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当他们在“求真”
与“致用”
之间取得平衡之时（如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寻求史学“科学性”
与“革命性”
的统一），他们所推动的历史教育就能获得健康发展。
反之，当“求真”
与“致用”
之间出现失衡，史学往往会被政治等非学术因素所左右，历史教育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这已经被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
史家固然不应囿于史学价值观而失职于历史教育（尤其是社会历史教育），而当他投身历史教育时，也应对自身的角色和作用有恰当的认识。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史家在推动历史教育时都会表现出一种文化的优越感，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教导者的地位。
这是一种发自传统士人文化的精英意识，形诸史家对史权的垄断。
这种精英意识会培育史家从事历史教育的责任感与自觉心，但它带来的优越感则会给受众带来文化和心理的压力，甚至使受众产生心理排斥，从而大大影响历史教育的效果。
同时，这种精英意识也会使史家以自己喜好的方式推进历史教育，而较少顾及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水平，从而可能使历史教育方式缺乏针对性与可接受性，不利于适应历史教育的多层次性，也会直接影响历史教育对社会大众的渗透范围和影响力。
因此，若要推进历史教育，史家应当摒弃精英意识，树立大众意识，切实有效地承担起对历史教育的责任，在历史教育的发展中实现自身和史学的价值。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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