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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确实让北京大学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
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面对外界的诘责，蔡元培曾对人言：“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
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73]五四学潮期间，北京大学学生冲锋陷阵，蔡元培再也无法遏制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
1919年5月9日，蔡元培在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出走。
他在离京前，留下一张启事：“我倦矣！
‘杀君马者道旁儿’。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
我欲小休矣！
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
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
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74]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
其后，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青年学生走向了爱国干政的时代最前沿，在中国，大学的政治参与从此之后成为一个时代的洪流，无人能够抗拒。
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时，就想把北大办成中国高校中“道德救国”
的典范。
如果把蔡元培所说的道德理解成一种爱国的意识的话，那么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确实已经成为中国道德救国的先驱。
在这方面，蔡元培的“道德救国”
目标应是实现了。
但是，蔡元培的“学术救国”
理念在北京大学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因为，五四运动之后的北大学生受爱国主义的驱使，整日忙于各种“罢课运动”
，已经无暇读书了。
面对这种情况，蔡元培提出了一个看似两全实则两难的办法。
此即，蔡元培的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75]
然而，在五四运动之后那个学潮此起彼伏的新时代，大学校园再也无法回到昔日的平静状态。
即使大学师生有心安静下来，各方政党人士也要设法鼓励学生加入他们的政党，参与政治运动。
质言之，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大学的政治参与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从1917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也就是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期间，北京大学从之前的一个风气败坏的问题学校变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中心。
在此过程中，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程度日愈强化，其标志就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国家意识提高，天下为公的意识增强。
从表面上看，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道德革新，似乎与政治无关；实际上，北大的道德革新恰恰成为北京大学政治参与的内在因由。
原因无他，这主要与蔡元培对道德的特殊理解有关。
蔡元培认为，道德不仅是人类进化的根本所在，还是人类政治活动的“本体”
。
1917年3月3日，蔡元培在研究系发起成立的国民外交后援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所谓政治，亦即道德之作用而已。
进一步言之，个人与个人、社会与社会、以至国家与国家现象之良恶，纯以道德消长维系。”
[76]按照此种理解，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道德革新，显然是其改良中国政治的“曲线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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