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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读书与救国的两难:蔡元培努力遏制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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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初心是将北京大学办成中国的学术机构,而北京大学最终的政治参与,并非他的初衷。
但是,蔡元培在1918年秋受欧战结束之后国际和平潮流的影响,其参与政治的乐观理想一度被激发。
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也是在蔡元培热衷于国内政治的背景下,愈演愈烈的。
在推动蔡元培卷入政治旋涡的过程中,蔡元培的老友熊希龄发挥了积极作用。
1918年10月23日,研究系的熊希龄联合张謇、王宠惠、徐佛苏等人发起组织和平期成会的通电,蔡元培也列名其中。
[63]1918年11月3日,蔡元培当选为和平期成会的副会长,正会长为研究系的熊希龄。
[64]10天之后,蔡元培和熊希龄以和平期成会的名义,致信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呼吁成立和平机关,实现南北和平。
[65]此时的蔡元培已经思出其位,将很大精力投入到国内的和平运动上。
蔡元培的实际行动已经违背了他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时公开宣称的“不涉政界之决心”
[66]。
在参政问题上,蔡元培这种言行不一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欧战结束所造成的和平潮流所致。
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参加了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公众集会。
他在会上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其中谈道:“世界的大势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67]蔡元培这里所批评的“崇拜武断主义的”
,就暗指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他们一直梦想着用武力统一中国。
事实上,蔡元培对皖系军阀公开的不点名批评,已经让他触及军阀政治的雷区:此即皖系军阀所能容忍的限度。
很快蔡元培也意识到他不该过度地卷入现实政治纷争。
1919年1月7日,蔡元培在《政府公报》上刊登启事,宣布与各种政治团体脱离关系,将“委身教育,绝不与闻政治”
[68]。
这个启事特意刊登在官方公报上,说明蔡元培此前的干政言论应给他造成了诸多的政治压力,才使他不得不重申“绝不与闻政治”
的初衷。
奇怪的是,其后的蔡元培仍然继续与研究系核心人物保持密切往来,并参与研究系组织的政治活动。
1919年2月12日,蔡元培和研究系的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等人,发起国际联盟同志会,并在北京大学法科大讲堂开成立大会。
这个国际联盟同志会选举研究系的领袖梁启超为理事长,研究系的干将林长民为总干事,显然这是研究系所控制的一个团体。
[69]此外,研究系在1919年2月16日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也请蔡元培出任理事。
[70]其后,研究系于2月23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的公开演说活动中,蔡元培也前往发表演说,鼓吹国民外交,号召“我国民不可不乘此机会,以为少数外交当局之后援”
[71]。
也是在此背景下,具有皖系军阀背景的复古派林纾在1919年2月17日发表诋毁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小说《荆生》;一个月之后,林纾又在《公言报》上刊登文章,公开批评北大校长蔡元培,从而引出林、蔡之间的笔墨官司。
林纾的后台是皖系军阀徐树铮。
林纾出面批评蔡元培,其实代表着皖系军阀对蔡元培和他的北京大学干预政治的不满。
其后,教育总长傅增湘也致信蔡元培,批评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已经“逾出了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
[72]。
然而,“林蔡之争”
终究不过还是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对现实政治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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