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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因此，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当然离不开蔡元培的积极推动。
在北京大学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蔡元培鼓励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好《新青年》杂志，北京大学学生还办了《新潮》和《国民》等学生刊物，这些刊物成为宣扬北京大学新文化理念的重要媒介。
这些刊物媒介在传播北京大学新思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新闻杂志的发达得力于蔡元培对传播媒介的重视。
正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
蔡元培强调通过发展新闻学研究，来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他说：“民国元年以后，新闻骤增……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
苟不济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
此吾人所以提出新闻学之意也。”
[77]北京大学新闻学会的成立，客观上自然有助于北京大学的各种新刊物的发展。
以《新青年》、《新潮》和《国民》为代表的北大刊物，成为塑造公众舆论的有力媒介，在五四运动期间，对于动员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北京大学的新媒体也加速了北京大学政治参与的进程。
但是，当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之后陷入国内政治运动的旋涡中后，蔡元培意识到北京大学的政治化，反而不利于北京大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他的学术救国的主张。
这时，蔡元培已经无法扭转北京大学政治参与的趋势。
他只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一个折中的政治口号，就是：“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这个新的政治口号的提出，充分彰显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与时俱进的爱国精神。
[1][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44页，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费希特（Johae，1762—1814年），是康德之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809年任柏林大学教授，也是柏林大学第一任选举产生的校长。
[2]一位18世纪末的德国大学生曾这样记录他在基尔大学（KielUy）学习的情况。
他说，相当多的学生为懒学生。
他们时不时地也带着书包去听听课，以便不被开除；但在学习上也就仅此而已，更多的一概不为。
露天酒肆……是他们夏天的去处，冬天他们则在咖啡馆中度日，只有上床睡觉能让他们离开那里。
他们在那里都干些什么？各种各样，玩九柱戏，打扑克，打台球，喝啤酒，喝白酒，或者并排坐着抽烟斗。
此外，持剑决斗，斗殴，侵扰市民，也是大学生生活的重要方面。
一直到19世纪初，有关德国的大学生惹是生非、制造事端的记载，仍不绝于史。
因为，在18世纪，德国大学还享有古老的独立司法权，大学生不受所在地法律的约束，这是他们屡屡制造事端的原因。
详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14～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19世纪初德国的新人文主义观念，又被称为古典大学观念。
这种古典观念认为，大学是“修养的机构，修养意味着通识性、全面性修养，心智的训练，这是与职业性和实用教育对立的。
这一观念从19世纪初起，成为德国大学的基本信念之一”
。
详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88、10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关于蔡元培、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和高等教育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以往的研究多强调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学风、校风的改造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不是将蔡元培对北大学风与校风的改革放在一个“大学政治参与”
的视角下进行考察。
作为教育家，蔡元培对于北京大学的“政治化”
，态度是非常矛盾的，这一方面同样为既有研究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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