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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是应《年鉴》编辑部之约所写的，在文中，夏蒂埃首先确认了以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整体论解释系统的危机，这些以往占有支配地位的范式开始被人弃之一旁，而且，人们还放弃了对从这些范式里导出的意识形态，也即对把西欧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信仰。
对于社会科学的危机所引发的历史学危机，新史学的反应有两种：一种是将挑战者包含在自身中，为历史研究的菜单上增加新的项目和花样，广泛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结果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年鉴》创刊伊始的“返祖”
现象。
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历史学所面临的危机，但是夏蒂埃认为它完全低估了80年代末历史学所遭遇的危机的实质。
这次危机与新史学的开拓者所经历的危机的性质完全不同——这次危机不再是在社会科学的名义下批判历史学的偏颇，而是对构成社会科学基础的原则进行批判。
首先，它呼唤主体哲学的回归。
主体哲学拒绝集体决定和社会性条件的作用，试图找回“支配人行为的明确的自省动机”
。
其次，它呼唤政治研究的回归。
因为只有政治性的东西才能提供“构筑全体性的新的钥匙”
[34]。
因此，历史学必须重新审视研究对象、交流对象和历史认识的构架等问题，研究对象要以对政治本质的追究为原点重新构架，交流对象应该赋予政治学和法学以优先权，应该抛弃“批判的范式”
，根据意识的哲学重新界定历史认识的构架。
基于上述认识，夏蒂埃认为要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支配新史学的历史认识原则保持距离，这些原则具体而言就是：第一，全球史（histlobale）的视野。
这种全球史认为可以把社会总体的各个层次归结为一点，并构建其内在的联系。
夏蒂埃宣称要放弃“布罗代尔模式”
，不必区分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等人的活动性质，也不必对各个层面所具有的时间性设置阶层秩序，不必去寻找技术、经济等决定性因素，通过构成社会的各种结合和对立关系等方法重新阅读社会。
第二，研究对象的空间设定。
这是那种描述置于都市、地域、地方等特定空间里的社会的研究，如此一来，整体史（histoiretotale）所要求的收集和处理大量资料的工作始能得到实现。
而夏蒂埃认为，通过研究个别事例并不能推导出一般性。
第三，社会阶层的区分。
这种区分法被视为能够把握文化差异和分割原因的有效方法。
夏蒂埃认为应该放弃社会分层的想法。
[35]
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研究呢？夏蒂埃以其个人研究为例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
他的研究是由在以往的学术传统中被切割为三极的部分所构成的。
第一极是关于文本的批判研究，不管什么样的文本都从内部构成和意图两面进行解读。
第二极是书籍，广而言之是以文字为交流的一切历史。
第三极则是对书籍、图像等象征资本（bienssymboliques）以多种形式将其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分析其产生不同用法和意义作用之实践。
他批判以往认为书籍所记载的文本本身即体现意义的认识，认为书籍包括三个要素：文本、载录文本的书以及阅读文本的读者。
文本以书为媒介，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获得意义。
这样，夏蒂埃把世界即历史置于表象的层面加以考察，把自己与以往的新史学区别开来了。
以往的新史学认为世界是实体性的存在，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来把握。
[36]正如研究法国史的日本学者二宫宏之指出的，夏蒂埃虽然没有论及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但从中不难看出他认为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只是一种表象行为。
这种认识论上的转变是以两个形式发生的：一方面，在具体发生的事情和史料的相互关联层面上，可以确认史料的绝大部分是记录者表象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历史叙述的层面上，由于历史学家的记述属于叙事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以作为表象的史料为媒介，进一步将史料表象化的二重性表象行为。
[37]可见，夏蒂埃既在主体、意识等问题上回应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也在历史认识论上与新史学决裂。
当然，西方历史学界关注后现代主义挑战的不止《年鉴》一家，许多著名的历史学杂志如《过去与现在》（Pasta）、《历史与理论》（HistoryandTheory）、《美国历史评论》（TheAmeriHistoricalReview）等都组织过专题讨论。
那么，通过讨论历史学家在哪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呢？又在哪些问题上依然对后现代主义采取了排斥的立场呢？
在关于“语言学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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