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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把历史视为如风景般的存在后，人们其实已经根本无法捕捉历史了。
与此相异，布罗代尔认为，历史的存在具有多样性，不能单从一个侧面观察历史，历史研究的问题群要像纺织品一样不断地被编织起来。
[24]问题是，布罗代尔虽然承认历史具有多样性，但是在他企图构筑的整体历史（totalhistory）的背后隐藏着寻找普遍历史（uory）的野心，结果，原本并没有否定主体意义的布罗代尔的结构历史学在后来的历史学实践中竟演变为没有主体的客观性历史学。
“新史学”
历史既久，含义亦杂，内容则更因人而异。
在各种观点兼容并包的新史学大家族里有四大学派最为著名，即年鉴学派[25]、以马克思在历史学领域里的继承人自负的马克思主义学派[26]、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强调研究“社会的历史”
的德国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学派[27]。
伯克在回顾传统旧史学（即19世纪的兰克史学）和新史学时指出，两者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政治史整体史、事件结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仅仅使用“公家”
文献史料“公家”
与“私人”
文献史料并用、绝对客观性相对客观性，以及历史学家提问方式的改变，等等。
[28]伯克举证的新史学的上述特征不仅为广大历史学者和读者所认同，而且已经成为常识性的知识，他在文章里回避了新史学所面对的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问题，但是其所编论文集涉及内容广泛，如收录的“来自底层的历史”
“女性史”
“身体的历史”
“微观历史”
“事件史和叙述的复活”
等都带有后现代的影子。
伯克这种不动声色地为新史学寻找出路的做法和他对后现代主义一贯持有的怀疑态度是一致的。
继伯克之后，西班牙史学家奥拉巴里（IgnacioOlabarri）把新史学的特征概括为十点，概言之，即相信历史学是科学，是与自然科学对应的社会科学；强调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合作，因为在研究人类社会上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整体的历史解释；关注集体现象；结构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历史；辩证地对待现在和过去的关系；承认文化和道德相对主义；后康德主义者认为知识“构成”
（stitutes）现实；作为“现代的”
历史的一部分，试图根据“解放的意识形态”
（ideologyofeman）或进步的概念来解释过去。
[29]奥拉巴里所指出的第一点和最后一点十分重要，即截至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新史学只是相对于19世纪的兰克史学而言，可以置于近代启蒙史学的谱系里来把握，为此，人们不难理解勒高夫为什么会把新史学的祖先追溯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那里[30]。
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年鉴学派重提新史学，并不单单是因为新史学内部发生了危机，也是新史学面对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而不得不做出的应变反应。
在“旧”
史学家眼里，这个“新史学”
已经与70年代以前的“新史学”
截然不同，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保守的西默法伯（GertrudeHimmelfarb）讥讽道：“新史学多样性的增殖那么快，修辞和原理阐述变得如此粗俗，整个学科已经远远逸出‘新史学’的范畴，乃至让人不能不称其为‘新新史学’（ory）。”
[31]正如上文已经述及的，脱文献主义和解构不但打破了现代主义史学的内聚力，而且70年代以后的新史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背反现象：构建整体史和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之间的矛盾，具有后现代主义意识的学者开始拒绝启蒙史学的“主导叙事”
（masterstories），这是以往近半个世纪新史学传统里所没有过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年鉴学派面对“语言学的转向”
所引发的历史认识论的危机，开始检讨历史认识问题。
1989年，《年鉴》编辑部出版了题为《历史和社会科学：批判性的转变》的专集，从1994年第1期起，杂志更名为《年鉴：历史、社会科学》（Aoire，ScesSociales）。
[32]在《历史和社会科学：批判性的转变》专集里刊载了夏蒂埃（RogerChartier）的《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该文可以视为新史学在认识论上认真地思考和回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之作。
夏蒂埃出生于1945年，是当今最受瞩目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从法国后现代思想汲取营养，借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实践”
（pratique）等概念试图构筑文化的历史学[33]，著有《读书的文化史——文本、书籍和解读》等。
在勒高夫领头编著的《新史学》里，他是四位编者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姚蒙在选编《新史学》的中译本论文集时没有收录这么重要的历史学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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