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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新史学”
到“新新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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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西方历史学界是怎样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的呢？限于篇幅，这里暂不对新历史主义（oricism）进行评介，这在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叙述中已经被反复提到，王晴佳和德里克（ArifDirlik）在各自的中文论文里也先后评介了一些被视为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历史著述。
一般而言，新历史主义由于放弃了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在历史学界被视为异类，它与其说被看作历史学的一部分，不如说被看作文学的一部分。
其实，即使撇开新历史主义不谈，要从“传统的”
历史学角度考察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对历史学的渗透也非易事，因为对于坚守主客体二分的认识论原则的现代史学来说，后现代主义是个不祥之物，没有一个以历史学为职业的人愿意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绳子，放弃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宣称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是虚假的话语游戏。
伯克（PeterBurke）曾经说道：“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历史学里存在的）解构、后结构主义和与此相关的其他方面的进展，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告。”
[21]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造反文化”
（terculture）以来的“新史学”
（ory）的实践便不难发现，表面上在历史学内无所依归的后现代主义，其一些因素早已融入当今的历史学中，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影子在历史学中已经无处不在了。
新史学的继承者在重新调整和确认历史学的基本立场后，正在对后现代主义做出积极的防守反击。
“新史学”
一词自诞生以来常新不旧。
鲁滨孙（JamesHarveyRobinson）在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一书里呼吁历史学需要进行一场“革命”
，声称新史学是借助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法研究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
[22]因此，长期以来，即使是在西方史学界，如上文提到的伯克等著名历史学家也误以为鲁滨孙是“新史学”
一词的发明者。
其实，单就词语来看，德国史学家兰普赫特（KarlGotthardLamprecht）早在1896年在批评兰克及其门徒、阐述自己的历史认识时就使用了“新史学”
一词。
如果对“新史学”
的由来进一步进行知识考古的话，法国哲学家贝尔（HenriBerr）在1890年发表的一篇短文里就提到了“新史学”
[23]。
当然，真正使“新史学”
扬名世界的则是后出的法国年鉴学派。
1929年，布洛赫（MarcBloch）和费弗尔（LuFebvre）为了对抗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创办了《社会经济史年鉴》（Aoireeiqueetsociale），他们提出了“活着的历史”
（l′histoirevivante）、“新史学”
（laoire）的主张，要求打破狭隘的学科分际，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年鉴学派的这一主张在其第二代代表布罗代尔那里被推至一个高峰，确立了年鉴学派新史学在历史学界的霸权地位。
20世纪70年代，勒高夫（JacquesLeGoff）等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重倡“新史学”
，他们虽然强调新史学是有源头的活水，但是已经让人隐约感觉到他们开始对布罗代尔的结构的、整体的历史叙述产生了危机感。
本来，结构和历史学互不相干，因为历史是由主体即具有感性的人叙述出来的，而在结构主义者叙述的历史中找不到主体的位置。
布罗代尔的历史学之所以被称作是“结构的”
历史学，是因为他对历史概念进行了扩大解释，将历史视为长时段地理历史作用下的产物，而且，历史的变化不仅可以借助事件来加以说明，个体的人的意识还可以置于缓慢的长时段的时间变化里加以测定。
需要指出的是，长时段的历史虽然是结构变化的历史，但其变化是通过对“变化”
的类型化而为人们所认知的，并不是说结构决定了变化。
年鉴学派之前的欧洲历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叙述关注短时段的事件史，在这种叙述下，历史被刻画为绘画一样客观化的存在，不存在重构历史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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