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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但是，如诺拉（PierreNora）最近在关于历史与记忆研究中所指出的，历史是客观性的、知识性的存在，由分析和批判性的话语所构成的“过去的表象”
这一界说[13]，对现代主义历史学来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20世纪的绝大多数历史学都可以纳入现代主义的范式里。
在现代主义的强大的话语霸权下，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通过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等冲击了现代主义历史学，其结果在历史学引起了一场范式转化的革命——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解释学的转向（iurn）和修辞学的转向（rhetori），三者分别涉及语言、意义和解释等重要问题[14]，其中围绕语言学的转向争论最大。
语言学的转向是界分近代哲学质变的标志，自笛卡儿（Rees）以来的近代哲学把意识作为认识的最终基础，通过自省的方法给世界赋予意义，阐明世界构成的过程。
但是，这种以意识为中心的哲学在意识自身隐秘性的面前屡屡碰壁，很容易陷入不可知论的境地。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哲学为了从意识的自我完结里超越出来，把哲学讨论的话题从“意识”
转移到“语言”
上，形成了狭义的英美分析哲学和广义上的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卡西尔（ErnstCassirer）和胡塞尔（EdmundGustavAlbrechtHusserl）等人的语言哲学。
语言学转向的基本观点是，语言既不体现语言之外的事实，也不是表现语言之外的事实的工具。
语言不但不反映社会，相反是构成社会之物，也即正是语言构成了人的意识的主体并使之产生社会性意义。
这样，一个文本由于是由其他无数文本所构成的，其存在与作者的意识和社会语境没有任何关系，历史学所依据的文献解释从根本上被颠覆了，在认识论上史料与产生史料的社会现实的关系被切断，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也被彻底否定。
伯克霍福（RobertF.Berkhofer）将后现代主义向历史学发出的挑战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脱自然化（denaturalizatioion）、脱等级化（dehierar）、脱文献主义（dereferentialism）和脱结构（即解构，destru）[15]，从这五个方面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化或曰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基本表征。
脱自然化和脱神秘化。
所谓脱自然化首先出现在有关种族（race）、少数群体（ethnicity）和性别（gender）的研究上。
后现代主义否定了以往学者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种族和少数群体的差异，理解男女之间的性差，强调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关系里把握人的行为、文本和人造物等。
伴随历史研究脱自然化的过程，还出现了脱神秘化的趋向。
所谓脱神秘化是指在方法论上追寻社会不平等关系和形成人的行为、思想和人工制品的权力之间的关系。
阶级、性社会差别和种族等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脱神秘化要求把所有关于人的知识范畴和文化范畴相对化，将大写的历史消解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情景里。
正如俄尔马斯（ElizabethDeedsErmarth）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者从来就不谈‘历史事实’，这倒不是因为在限定的局部范围之外不存在‘事实’，而是因为在限定的局部范围之外不存在‘历史’”
[16]。
脱等级化。
尽管区别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有时并不那么容易，脱等级化试图侵蚀和溶解区别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的学术和美学边界。
在新历史主义的推动下，民众研究和文化研究获得了进一步展开。
新历史主义通过比较研究文学精品文学文本和一般历史文献发现，两者都是一个给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部分，证明了以往的大写的文化历史只是小写的文化的一部分。
就历史研究领域而言，在福柯之前分别流行着两种权力分析框架，即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和韦伯的支配被支配模式，其共同点都是强调权力的等级特征，而在福柯那里，通过知识权力的话语实践关系消解了权力的支配性性格[17]。
新文化史研究受到福柯的知识权力论的影响，它试图通过语境化的实践将文化和政治放在同一个平台上。
脱文献主义。
语言的使用不能与其作为社会基础的话语实践相分离。
语言和概念的脱等级化动摇了价值判断的基础，直接导致了脱文献主义和解构。
脱文献主义在思想上反对本质主义，否认文学和其他语言文字之间有任何区别。
脱文献主义否定过分强调语言事实、超越性意义和坚持抽象范畴的本质主义，它对主体和客体的真实地位提出了质疑，进而否定了构成语境的存在的性质。
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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