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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兴起的兰克史学试图以历史中的个性及其发展的感觉即历史主义为思想依托，通过确立客观的、科学的历史学来克服启蒙史学缺乏对史料进行批判的弱点。
但是，另一方面，借助历史学家的直觉把握客观事实的做法又致使主观因素混入历史叙述中，因而所谓客观性是有局限的。
而且，兰克（LeopoldvonRanke）把历史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政治史的范畴内，在方法论上无疑使历史学趋于严密，但在历史研究对象的把握上则与启蒙思想家关注历史整体背道而驰。
20世纪初，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为克服兰克史学的缺陷，强调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整体的历史观，同时，布洛赫（MarcBloch）之后的众多的年鉴派历史学家之所以钟情于中世纪史，既带有对早期启蒙史学的矫枉过正，也含有对现代文明变动不居的倦怠。
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形成了两个叙述传统：一个是从兰克到狄尔泰（WilhelmDilthey）、科林伍德（Regwood）的解释学的传统，认识到历史学无法科学地把握和再现历史，但坚信历史学可以解释历史。
与这种古典主义的文献解释学相反，另一个以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为代表的历史学潮流强调关注人的思想和行为背后的物质结构和结构实体，认为可以科学地把握和认识研究对象的结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对上述史学传统提出了一系列的诘难。
一个诘难是以普遍性的说明阐释历史和社会而得出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用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的话来说就是“大叙述”
（grandnarrative）——淹没了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y），而历史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叙述，应当用“小叙述”
（littlenarrative）来替代“大叙述”
。
[9]另一个重要的诘难是在“历史事实”
“文献事实”
和“解释事实”
三者中，历史学家得到的“事实”
究竟是哪种“事实”
？现代主义史学相信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找到真理。
但是，历史学毕竟不是科学，历史叙述中的主体和客体不可能截然两分，人们无法保证事实的“客观性”
。
在伽达默尔（Hans-Geadamer）、利科（PaulRic?ur）等解释学理论的影响下，人们认识到理解是有局限的；而在福柯和德里达（JacquesDerrida）等后结构主义者看来，连构成解释原点的文本的作者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面对历史永远不能成为科学的这类反对意见，一些历史学家相信通过某种方式可以把作为“解释的叙述”
的历史与编年的、科学的历史区别开来。
对于这一尝试，闵克（LouisMink）一针见血地指出，把历史变为科学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证据的逻辑”
（logicofevidence），而在于“结论的意义”
（meaningofs），因为分离的结论在科学上是能成立的，而在历史研究上是不能成立的。
历史学家在每一本书的最后要专门辟出一章来做总结，但是很少或者从来就没有得出过分离性的结论。
[10]伊格尔斯（Geers）认为，对“对象的信仰”
在康德和韦伯（MaxWeber）那里早已受到颠覆，而在20世纪的历史中逐渐消失。
[11]
在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上，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本质的执着近乎中世纪神学在讨论上帝存在时的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们在论证上帝存在的时候，反复强调上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上帝这个称呼里已经包含了存在性的成分，这就是著名的存在论证明。
启蒙时代以来的历史学也形成了一个认识论传统，坚持认为历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
，乃在于历史的客观性里包含了科学因素。
不错，历史具有客观性，但是历史的客观性并不能构成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虽是客观发生的，却只有在被叙述后始能获得意义。
虽然现代主义历史学还无法认同费尔曼（ShtoshanaFelman）的如下之语：“我们通常把我们所说的历史设定为关于探究的学科和关于知识的形态，把我们所说的叙述设定为话语形态和文学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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