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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是当时市镇上习见的娱乐场所，却往往沦为赌场和鸦片吸食处。
针对这种情形，报上提倡建设公共体育场和公共娱乐场所，使劳工们能够正常地使用身体和安排时间。
这种主张背后以古典社会进化论为根据，将娱乐问题看成与保存国家、种族直接相关的重大事件。
第四节检讨平民教育运动及其背后民俗观所具备的时代性特点。
民间文化不但被视为改造的对象，而且成为教化民众的手段，这点与清末启蒙运动可说是一脉相传。
但当人们开始发觉“民众”
才是政治的主人翁时，有人便提出民间文化应该获得肯定。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以文明为标准，痛斥民间文化为迷信，没有考虑从民间文化中寻觅其固有价值。
因为乡土只是在文明与野蛮的强烈对比下，抽离了民间文化中一些“迷信”
的成分，再从中构建出各种不同的意义而已。
在知识分子眼中，民间文化固然由于文明化的需要而成为改良的对象，却也必须从中找出积极意义，两者性质截然不同。
所以当地方知识分子用文明尺度丈量乡土时，他们所面对的乡土观，也必然会呈现出两歧性的对立。
要再次提醒读者的是，市镇社会是各种被引进的“新文化”
的“承载体”
。
也就是说，盛泽镇和黎里镇等江南首屈一指的大镇中，因为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深厚的社会阶层，才能由地方知识阶层推动乡土建设工作。
以文献所能呈现的区域范围来看，居住于市镇的知识分子，已是有能力撰写文字的知识社群的最低要，求无怪乎有关农村的信息是如此的寥寥无几。
在他们追寻区域整合的历程中，有人呼吁必须重新认识民众与民间文化，但对泰半的知识分子来说，民众仍是启迪与教化的对象；出现在地方报纸上的民间文化，不过是透过“文明”
这面镜子，所映照出来的倒影罢了。
[1]陈伯海、袁进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第180～2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杨天石、刘彦成：《南社》，第33～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2]介于市镇社会与外部世界的“乡村领袖”
，朱小田举出新型知识分子与实业家，将南社看作前者的代表。
参见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第311～315页；林志宏，《从南社到新南社：柳亚子的民族和社会革命（1909―1929）》（收入《近代中国史思想与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是根据柳亚子的言论检视新南社的专论。
[3]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森正夫编：《中国史学の基本问题4：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以及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第275～276页，东京，研文出版，2002。
[4]近年来媒体史的进展，在近代大城市的报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政策和舆论等议题上，积累了不少实证性研究。
然而从微观角度观察地方社会与传播媒体的关系，由于史料的制约，研究并不充分。
关于这一缺憾，不妨从南社和新南社的活动进行详细追索，是比较理想的研究路径。
近现代中国的报刊史研究有：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另外，丁守和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5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87）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几种地方报。
另本文所使用的地方报的价值与局限，参见佐藤仁史：《地方新闻が描く地域社会、描かない地域社会：1920年代、吴江县下の市镇の新闻と新南社》，《历史评论》第663号，2005。
[5]小林善文：《中国近代教育の普及と改革に关する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户部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期における通俗教育会：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の活动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13号第2号，2004；上田孝典：《民国初期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教育政策の展开：“通俗教育研究会”
の组织とその役割を中心に》，《アジア教育史研究》第14号，2005。
关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华北展开的乡村建设远动，参见新保敦子：《“解放”
前中国における乡村教育运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をめぐって》，《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24号，1985；山本真：《抗日战争期から国共内战期にかけての乡村建设运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の乡村建设学院と华西实验区を中心として》，《史学》第66卷第4号，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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