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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科学的世界得以拓宽与加深，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绝大多数公共娱乐设施都掌握在非盈利机构的手中：以美国为例，1900年非盈利医院为社会上三分之二的病人提供医疗照顾，在儿童日常护理上非盈利保幼设施占了56%。
“到21世纪初，全世界的非盈利性政策倡导组织至少有3000家。”
[19]这些非盈利机构在提供公共服务、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上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并且在支持人权、保护环境和提升妇女儿童社会地位的倡导方面也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在“公共政策市场化”
（marketizationofpublicpolicy）方面[20]，公共管理者意识到单纯依靠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不可靠的，他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就是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
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一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如，到1990年底，家德堡公司年收入15500万美元，大约和孟加拉国相当；默克公司年收入1610亿美元，等于乌克兰；沃尔玛年收入2960亿万美元，接近阿根廷的规模。”
[21]同时又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分工将自己重新定位为新兴市场国家，大力引入国外资本来支持自身的发展：“在1990年，私营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了430亿美元；在199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520亿美元；与此相比，世界银行和其他公共部门仅投资了77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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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是有关联的，它们深受私有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都要求政府在当地和国家事务上应该尽量淡化自己的角色，逐渐形成一种市场化机制。
另外，这些新的挑战不仅为公共政策带来了新需求和新机会，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未来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这些现象的出现打破了二者之间原有的影响模式。
因此，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如何重建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维度、构建新的研究范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应当看到，任何范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存在的，只有结合相应的历史语境方能生成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现时，这个范式需要及时对其外延和内涵进行相应的调整，否则，它将极有可能转变成为一种新的压抑和束缚。
社会科学产生于公共领域的需求，早期是以一些单向的、线性的模式服务于公共政策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各种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两个领域带来新的挑战。
社会科学家意识到社会科学无论是定位于“去意识形态化”
的纯粹的学术研究，还是定位于彻底的服务于公共政策的需求，都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
于是社会科学研究被认为是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法研究的完美结合。
时至今日，经济全球化和私有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人类社会的生活从国家扩大到全世界范围，影响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发展的因素更加多元，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审时度势，顺应时代重新定义其研究的外延和内涵，重新建构社会科学的研究维度，方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更大的价值。
由此，我们认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重建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维度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研究机制上，“任务型研究”
与“自主型研究”
平行发展。
应该认识到，受命于政策制定者的科研人员的工作，通常开始于“危难时期”
，他们研究的目的是找到当前所遇到困境的根源，并且提出如何处理的建议。
但是，我们应该思考，在危难之时进行研究是否是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的最佳时期？另外，基于此时急于开展实践工作的想法，是否有利于保持对问题进行周密细致研究的工作状态？在紧迫情况下所做的研究，可信度和有效性都有较大的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着眼于更高的层面进行分析，有时危机的出现也有其辩证的一面，或许它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展现自身而创造的机会。
正如爱德华·塔夫特（EdwardTufte）所提出的，最有效的决策，可能是为了长远的发展而利用短期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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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有些自主性的研究，初始目的本来是为了获取知识的研究，结果却经常取得意想不到的应用；而一些为了解决当前困惑的研究，反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新知识。
所以，我们应当重视基础研究的潜在价值，不必等到“危难时刻”
才研究，除政府主导的“任务型研究”
外，要鼓励学术自由，重视对“思想库”
的建设，重视对基础研究潜在价值的收集与发掘，以提高科学研究应运于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及时性与预见性水平。
现在，许多国家都设有“思想库”
之类的研究机构，为国家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例如，成立于1946年的美国兰德公司，现已成为研究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等重大综合性战略问题的思想库。
在日本，各级政府均设有“审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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