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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术咨询机构，审议会成员中社会科学工作者占有相当的比重。
现在日本有各种审议会200多个，它们的审议报告对于政府决策有较大的影响。
另据统计，目前已有400多个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应用为主，基本上从事对策、咨询、调研、协调、传播和培训工作，这些机构在研究和政策制定的良性互动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在交流机制上，加强制度环境建设并重视与第三方的交流。
定期举办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相关领域论坛，为政策制定者、广大民众代表、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团三方创造研讨的机会，目的在于开辟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结合之道，让相关的人走到一起，寻找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约定，为新型的对话提供创新空间。
另外，要以此为起点，不断推进各项工作，最终目的在于建立更和谐的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上。
要建立民主、开放的政治制度环境促进交流。
政治制度环境的民主和开放，直接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及其有效性。
民主的政治制度环境，使得制定公共政策的主体更加多元化，这使政策的外部输入更为容易。
“在很多情况下，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与政府的预期大相径庭，倘若没有民主制度作为保障，这些研究成果往往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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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传播机制上，拓展研究成果的有效宣传途径。
如果我们仅仅是提高研究的质量而不努力促使其传播，那么研究仍然被束之高阁，无法被政策制定者运用。
要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首先要建立具有推动性的宣传机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来传播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一方面，要建立面向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宣传机制，畅通并拓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进入政策制定者视野的渠道；同时鼓励政策制定者参与到社会科学研究团队中去，使得双方在研究的推进过程中加强交流，同时在提升公共政策制定者对社会科学研究关注度的同时，也增强了研究成果的政策转化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建立面向广大民众的宣传机制。
公共政策是面向广大民众的，是为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的。
政策的有效性最终是要通过广大民众来检验的，所以，需要提高政策受众对于社会科学的关注程度，面向他们普及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拉近大众知识群与专家知识群之间的距离，也会促进公共政策的推行实施。
在这方面，可以利用大众传媒的覆盖网络，将社会科学知识渗透并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此外，加强社会科学高等教育也是宣传和普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有效方式。
第四，在人才培养机制上，加深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的相互理解。
一方面，重视“学者型管理者”
的培养。
通过科学的选拔机制，任用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的优秀学者进入公共管理岗位，这类人才精通某个领域的知识，有助于在相应领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质量。
同时也可以为现有管理者创造各种学习机会，鼓励政策制定者学习社会科学知识。
比如，以日常干部培训为契机，在加强意识形态、国家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外，同时开设社会科学知识的相关课程，以此加强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的普及。
再者，可以鼓励领导干部在职深造，并倡导他们选择社会科学领域内相关学科进行研读。
这样既增强了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又提高了决策者的知识水平。
另一方面，同样要重视“实践型研究者”
的培养。
与上述观点相对应，公共领域也可以多创造使社会科学研究者了解公共管理实践的机会，只有置身其中，才能让社会科学研究者切身感受处理公共事务以及制定和实施一项公共政策的复杂程度。
以丰富的现实经验作为前提，社会科学的研究才会更符合实际工作的需要。
比如建立挂职锻炼或岗位培训的机制，对于提高社会科学研究的实用性和扩大高知人才的储备都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的关联性研究是一个学科交叉性较强的国际前沿课题，其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在21世纪，政策研究领域将关注更多的社会问题：可持续发展、公共健康、国际法律和人权、新科技、移民与城市政策等这些问题使得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对二者各自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唯有重新构建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之间新的研究维度，才能取得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
只有架起社会科学研究者与公共政策制定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才能促进社会科学发挥好专家知识体系与大众知识体系之间的中介作用，实现二者的相辅相成、互惠互利。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共领域将更需要社会科学承担起为人类社会公共生活服务的责任，增强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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