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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无妨于书札往还——他以此守住了一条界限。
彭士望的情况也大致相似。
他们坚持不入公门，不游幕，不苟取与，守上述诸戒惟谨，却不能全不与当道接触；不“干渎”
，却仍然要陈述民生疾苦、地方利病。
彭氏甚至不惜为朋友（曾灿）而向当道求助（《与李梅公少司马书》）。
季子走得稍远了一点。
上文已经说到，他曾接受过伯子的幕主浙江巡抚范承谟白金六百两的馈赠。
施闰章也看出了魏氏叔、季的这一点不同，即叔子“不入公府”
，而季子则“间与世浮沉，为文武大吏重客”
，却又说季子“义所不可，则屹然不移尺寸”
（《魏和公五十序》）。
季子不应试，且不游幕，也仍然守住了他所设的那条界限。
那时的遗民有身分自觉的，各有其所守底线，只不过彼此的底线未必一致罢了。
即如黄宗羲，与当道多所“交接”
，从事声势浩大的讲学活动，非但不令其子黄百家世袭遗民，且推荐门生万斯同以布衣参明史局，却仍然有所不为，有他所认为的决不可为。
全祖望撰《二曲先生窆石文》，说李顒自律之严，“当事慕先生名，踵门求见，力辞不得，则一见之，终不报谒”
，“有馈遗者，虽十反亦不受”
（《鲒埼亭集》卷一二）——另有材料证明并不尽然。
同为北方大儒，孙奇逢、李顒都曾得到有力者的关照。
他们不绝物，不为不情，取与之际却也仍有原则，尽管与上文写到的李天植，原则有所不同。
叔子、彭士望的好友顾祖禹，另是一类，其人既不仕清，又不肯栖迟岩壑间，而是从事著述，且出入于当世贵人府邸。
应当说，后世在厘定遗民身分时，保持了相当的弹性，否则就只有食薇于首阳者，才配称遗民——何况关于伯夷、叔齐，也仍有疑论。
“独善”
、“兼济”
，士人往往被迫作非此即彼的选择。
遗民的选择更有其艰难。
宁化的李世熊就说过，“避地同尘，都无是处”
（《答彭躬庵书》，《寒支初集》卷六，转引自《梁质人年谱》第33页）。
遗民命运之乖蹇、处境的荒谬，正在“都无是处”
。
即使称“苦节”
者，也经受不起苛刻的追问，如所食乃谁之粟，所践为谁之土之类——这种伦理绝境，岂不也是士人自己参与构建的？以叔子的敏感，不能不于这尴尬有深切的体验，而那种种微妙而精致的苦痛，仅据了他流传下来的文字，是并不都能察知的。
叔子拒荐博学鸿儒，是康熙十七年（戊午）的事，以此一“辞”
，完成了清初名遗民的形象。
就这样，叔子谨慎而又不失从容优雅地将自己塑造成了那个时代的“完人”
。
两年后叔子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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