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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科重饷，祸且不测”
，正因了伯子“独身冒险阻，任其事，屡濒于危”
，翠微峰才得以保全，自此，隐居的诸子及族人亲戚，“倚伯为安危者三十余年”
（《先伯兄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
据邱维屏所辑《魏徵君杂录》，“三魏”
之父魏兆凤当初也并不反对长子的游幕，只是当“长子偶得当事所馈金，进以奉”
时，这父亲“坚不纳”
而已。
由叔子写给方以智三子的书札看，“三魏”
的上述分工，是自觉的生存策略，兄弟三人必定有过仔细的谋画、商议，决不像叔子记述的这样简单。
明清易代过程中，即使参与过抵抗的士人，也会面对如“三魏”
这样的再次选择——在最初的**之后，选择此后的人生。
于此又有士人的歧途。
伯子原富于智谋。
叔子说他的兄长“人情当世之故，深炼熟识，入于毫芒”
（《伯子文集叙》，《魏叔子文集》卷八），本来就是幕府人才。
他的死绝非无可避免。
在发生于明末至清初的漫长对抗中，他不过被轻易地当作了供奉祭坛的牺牲而已。
关于伯子的死难，叔子、季子都一再述及，大致的情节是，到康熙十五六年，韩大任仍在宁都、乐安一带顽抗，伯子受哲尔肯之命前往招抚，未曾料到的是，他动身后，清兵突然合围，韩大任怀疑伯子出卖了自己，拒而不见，“始以幽囚，终遭毒刃”
（《与顾袁州书》，《魏季子文集》卷八）——在易堂同人看来，重演了楚汉相争中俪生的故事。
至于韩大任，则于康熙十七年入福建到康亲王军前投降，江西一带的战事至此结束。
伯子的作为及他的死，作为易堂的一处创口，引发了持久的隐痛。
伯子的清白已成为易堂诸子当着面世时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为其洗刷，则被视为这一群体（无论长幼）的伦理责任。
关于伯子之死，易堂中人强调的，是桑梓的保全。
他们说，伯子并非不知道此行所包含的危险，当着亲友极力劝阻时，他表示自己考虑的是救宁都“县民之生”
（《众祭魏善伯父子文》，《邱邦士文钞》卷二）。
叔子所记更为具体，说他的兄长赴韩大任营之前，写道：“两兵相交，死者千万。
且吾乡**已久，秋深冬至，民无衣被，何以为生，吾何惮此一行为!”
（《祭伯兄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邱维屏也说伯子“舍生以救千万人之生”
（《众祭魏善伯父子文》）。
曾灿甚至比伯子于鲁仲连，说：“当时吾友去，亦似鲁连情”
（《过聊城县追悼魏伯子》，《六松堂诗文集》卷五）。
伯子的一往而不返，在诸子事后的追述中，被渲染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易堂故事”
中的有些情节，曾被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反复陈述，如魏叔子、彭士望的相遇，如伯子之死。
这些被反复陈述的片段，无疑有某种关键意义；经由陈述，确也像是构成了易堂历史的关节点。
诸子有关伯子之死的陈述，主旨在为其人洗刷，代其剖白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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