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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子之死，显然不仅被作为家族、群体的事件，因而才有了那种“面对公众”
的言说态度，也更令人感到了士人于乱世立身之难。
非设身处地，努力去理解遗民一族的道德生活，明白进退出处在当时的极端敏感性，才听得懂易堂中人的那些辩护、哀诉。
但我也仍然注意到，关于伯子的行为，传世的《草亭文集》中没有任何表态。
你尽可以想象彭任既不肯苟同，又不愿立异，于是就在他所在的角隅沉默着。
至于伯子丙戌的一“出”
用了为家族“存祀”
的名义，实际动机则可能远为复杂，未见得不也因了用世冲动。
如上文说到的，洁身固然是挑战，某种“自污”
则有可能是更大的挑战。
那个时期并不缺少被认为守身如玉的遗民，经得住最为苛刻的道德衡量，可比之以贞女烈妇；涉足浊世却又保全“清白”
，却不是哪个人都敢于轻试。
叔子、季子正以为他们的兄长选择的，是一条更为艰难的路。
最令伯子的亲人痛彻肺腑的，是那种死的惨酷。
当遗体归殓时，“细验隐处，疮瘢迹皆是”
（《先伯兄墓志铭》），以至伯子之子世杰捶胸顿足，痛不欲生，终因自虐而死，这也就是叔子所说的“二旬之间，父子并命”
（《祭伯兄文》）。
那年世杰不过二十三岁。
易堂诸子持久地体验着伯子被虐杀的余痛，这父子的血，不能不令他们自觉创巨痛深。
尽管李腾蛟已于九年前去世，而伯子对于易堂的活动并没有多少参与，伯子的死对于易堂，仍然有非比寻常的严重性。
丁巳也像是个不祥的年头，由这一年起诸子死丧相继，终于使得易堂不再成其为易堂。
因了伯子的死，诸子与三藩之变的关系，愈加见出了诡异。
康熙十五年梁份为韩大任向吴三桂乞援，十六年韩大任杀伯子。
讽刺来得如此突兀与严峻，由叔子、梁份遗留下来的文字，你无法知晓他们对此是何种心情。
伯子固然不应当遭此报，梁份、叔子何尝应当遭此报呢!或许真的如彭任似的置身事外，才称得上明哲？
乞援不消说为了复明，招抚则为保全民命。
上文已经提到，在此期间诸子及其门人的努力，可能是在不同的方向上，背后有着士人（尤其其中的遗民）处清初之世的矛盾态度——既没有放弃“复明”
，又力图“弭变”
、“安民”
。
其实不惟伯子，其他诸子的心迹，何尝不也难明!
甲申、乙酉后的那段时间里，士人于出世、入世间所遭遇的伦理难题，所承受的道德压力，确也非平世所能想象。
那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深入到了日常生存的困境，无关痛痒的后人，却像是只能抽象地论说，难以感同身受。
鲁迅为柔石的《二月》作“小引”
，说“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
（《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
生活在三百年前明清之际的士人，无论是弄潮还是徘徊于岸边，“沾湿”
几乎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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